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特别是一些新商业模式给传统税制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由于增值税生产地纳税的制度,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我国地区间税收转移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还加剧了增值税税收收入的集中,尤其是在一些数字经济发达的地区,集中的增值税税收收入的实际创造用户价值和承担缴税的消费者分布在全国各地。这样的税收转移带来地区收入和发展的不公平在数字经济下进一步加剧,凸显出国内跨区域交易的增值税税收管辖和税收分配矛盾。为此,本文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地方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影响,试图对我国数字经济下的增值税税收转移问题作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对数字经济、税收转移、增值税的生产地和消费地原则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数字经济对地方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影响进行了具体阐述。文章发现数字经济加剧地方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原因是数字经济的交易隐蔽性、纳税环节减少、高度流动性、经营场所虚拟化、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经营主体分散化、纳税主体难以有效监管。数字经济加剧地方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危害是拉大了区域财力不均等、导致有害的税收竞争、损害了税收公平性、严重影响政府公共职能的实现,最终引发地区间的税收失衡。其次,文章在测算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和估算增值税税收转移额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先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又通过生产地原则和消费地原则下的增值税税收收入之差估算税收转移额。通过回归分析,文章发现数字经济对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加入控制变量和控制年份、城市固定效应后,数字经济指标每增加一个单位,增值税的税收转移额会增加22.68个单位。将营业税与增值税之和作为稳健性分析后,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说明数字经济主要影响到增值税的税收转移,对营业税的影响较小。文章还采用了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到杭州距离与税收转移额负相关,到杭州距离越远,带来的税收转出额越大。然后,在进一步分析中,文章讨论了全面营改增的影响、区域异质性并进行了机制检验。通过对全面营改增前后回归结果的比较来衡量全面营改增的影响,结果发现由于增值税税基规模的扩大以及地方分成比例的提高,数字经济造成的增值税税收转移进一步扩大。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文章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影响更加显著,西部地区不显著,中心城市显著为正,而外围城市则偏向为负。随后通过作用机制检验证明,数字经济对地方增值税税收转移主要体现在计算机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以及移动电话的数量两个方面。最后,本文得出结论,数字经济加剧了我国地方增值税的税收转移,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将会吸纳更多的税收转入。为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要保障税收分配的公平性,加强税源一体化建设,发挥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协调税制设计,推动消费地征税原则的合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