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残疾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很不乐观,面临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残疾人的绝对数量大,增长速度快;残疾人的贫困现象严重;残疾人在参与社会方面存在严重的障碍,参与程度极低。残疾人生存的物质环境和态度环境都急需要得到改善,残疾人主观去障碍方面的积极行动也十分缺乏。目前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不能有效地去除残疾人参与社会中遭遇的障碍,也不能为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和态度环境,某些制度还限制了残疾人实现基本的社会权利,是一种建立在救助模式基础之上的制度。救助模式的思想基础是医疗模式的残疾人观和自然整合理论,体现出的是对残疾人救助、救济的思想,它将残疾视作残疾人个人的不幸,将不能有效参与社会的问题根源归因到残疾人自身,导致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合理。而国际社会对残疾人所持的观点正在从医疗模式的残疾人观转向社会模式的残疾人观,社会模式的残疾人观认为社会环境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它认为残疾问题是人权问题,主张对残疾人赋权并给予社会支持。本文对社会模式加以发展,提出了增能型社会模式的残疾人观,即在认同改造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主张消除环境障碍的同时,还应强调残疾人个体对自己负责,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力去面对问题,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期待由外部力量来消除环境的障碍,是一种综合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努力的残疾人观。在增能型残疾人观的视角下,国家除了尽力消除社会环境为残疾人带来的种种限制和障碍外,还应该采取措施帮助残疾人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积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本文在增能型社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去障碍”模式,该模式是对增能型社会模式的操作化,认为“障碍”往往来自两方面,即政策的缺失以及政策对残疾人参与社会所作的限制,要去除障碍,必须对政策进行调整和补充。本文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即采用了文献法中的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两种研究方法以及深度访谈的方法,文献法的运用主要是对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资料的数据、天津市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天津市残疾人康复需求和康复事业发展研究”课题调查数据、网络报刊的关于残疾人的新闻报导进行了分析。另外,还对众多研究者的论文、书籍等次级文献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献包括相关领域的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论文、期刊文献、网站转载的论文及数据、专著、研究合集、政策法规等。深度访谈法主要以生活在天津地区的30个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7个残联及社区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获得了对残疾人生存障碍等方面更加直观的认识。在这30个残疾人中,主要是对视力残疾人、肢体残疾人进行了访谈,而对于精神残疾人、言语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则主要是对这些残疾人的亲属进行了访谈。访谈按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康复程度、法律援助、面临主要生活困难等方面来向残疾人提出问题。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社会环境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的最大障碍,社会环境包括态度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物质环境,态度环境贯穿于制度之中并决定着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反作用并强化着态度环境,并极大地影响着物质环境建设水平的提高。残疾人不能良好地参与社会,主要是因为社会环境存在着四层次的障碍,其中三个层次的障碍存在于制度环境中,即残疾人生存层次的障碍、基本社会权利层次的障碍和权利保障机制的障碍,第四层次态度环境中的障碍是指健全人和残疾人的主观上分别存在的阻碍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障碍。障碍是指不利于残疾人参与社会的因素,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健全。目前我国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仍是以救助模式为主导的制度,它是一种以家庭及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国家低度介入提供选择性救助的社会福利提供模式,它的产生源自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整合方式,正是因为其救助性和选择性的特点导致制度不能有效地去除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障碍。救助模式下的制度环境与残疾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不能提供良好的服务,制度形成阻碍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障碍,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促进残疾人自身的发展。我国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应向以增能型社会模式残疾人观为基础的“去障碍”模式转型,即向以国家为主导并高度介入、第三部门和家庭作积极参与并致力于消除残疾人生存与发展障碍的社会福利提供模式转型。“去障碍”模式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即残疾人维持生存层次的“去障碍”、残疾人实现基本社会权利层次的“去障碍”、残疾人权利保障机制层次的“去障碍”以及残疾人的主观“去障碍”。另外,帮助残疾人消除参与社会的障碍应采取分类的方式,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残疾种类残疾人的需求出发消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