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各类保险的熟知和认可,我国保险业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保险诈骗犯罪的数量也大幅上升,各类骗取保险金的犯罪活动时有发生。我国《刑法》第198条虽然详细规定并列举了保险诈骗罪的五种表现情形,却不能全面满足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定罪量刑处罚,于是就出现了由于犯罪分子采取法律规定之外的手段犯罪却不能认定保险诈骗罪的情形。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形式,在对案件一审和二审判决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案件所反映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并提出建议。首先,通过案情和审判结果回顾,对司法实践中被保险人伙同他人采取自残手段骗取保险金行为的定性提出不同意见。其次,笔者从保险诈骗“着手”认定、保险诈骗共同犯罪成立的法律依据和共同犯罪主体身份问题展开论述,论证自己的观点。最后,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引出思考,对保险诈骗罪特殊主体规定存在的问题、模糊性立法、一般主体立法模式的重构提出建议。由于保险诈骗犯罪具有作案手段多样、易诱发多种犯罪等特点,笔者想通过本文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帮助,从而保障保险秩序正常运行,维护保险公司的法人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