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单方行政向契约化行政的转变,传统的单方行政行为已无法满足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的要求。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因其行政性和合同性双重属性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把行政诉讼的客体规定为“行政行为”,同时在第12条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中增加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协议等协议,明确了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据前述两类行政合同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合同实现了从学术术语到法律概念的转变,但仍未对行政合同的概念进行界定。1问题在于,新《行政诉讼法》仅纳入前述两种类型的行政合同还是涵盖了所有的行政合同呢?又该如何对待司法解释及其他关于行政合同的特别规定呢?相对人不履行义务行政主体应如何救济呢?笔者认为,鉴于目前行政合同在识别标准、类型划分、审查程度等方面的模糊不清,不宜作出《行政诉讼法》纳入了所有行政合同的扩大化解释。本文基于对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行政主体在实现行政合同的执行过程中面临着破坏合同的合意性、打击相对人选择行政合同方式的积极性等困境。在借鉴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先进做法的基础上,对行政主体实现行政合同的执行加以约束和规范。在不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维护公共利益,是保障行政合同功能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三个典型案例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先简要介绍案情,再客观描述分歧意见,最后提炼出争论焦点。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分别代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三种行政合同执行路径,即根据行政合同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等行为、2依据行政合同的特别立法执行和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执行。通过对比分歧意见,归纳出对案例的争议焦点,引出文章的主题。第二部分是对争议焦点中涉及到的理论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是下一部分对案例展开分析的理论前提。首先,对行政合同与其他行政行为进行比较,虽然尚无法律法规对行政合同明确定性,但其行政行为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接着对行政合同的特殊性表现进行分析,行政合同的双重属性、行政优益权的存在、担责方式与普通合同相异决定了其在执行上的特殊性;最后对域内外行政合同执行路径的进行考察,揭露出根据行政合同作出行政处罚等行为易威胁合意性、针对行政合同的特别立法规定模糊且相互矛盾、民事诉讼无法审查行政行为且不能满足经济性和效率性等困境。在结合前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域外先进制度合理、有效地借鉴。第三部分是“实证”部分,运用前述理论对三个案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总结出几点完善行政合同执行制度的建议。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以通过诉讼获得执行为原则、以自愿约定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其中存在与我国现行诉讼体制不协调的部分,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执行短期内难以实现,约定自愿强制执行条款则可在短期内得以实施,同时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穷尽行政救济手段等,方能维护行政合同的行政性与合同性,保障合同功能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