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园林作为地方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也有着深厚的造园历史。在近代社会思潮碰撞交融期间,成都园林亦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而具有了独特的时代性特征。当前我国近代园林史研究主要着眼于全国性的园林宏观特征,以及个别地区园林实例上,对成都近代园林研究尚不充分,亦少有通过文化角度去思考近代园林和近代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亟待对成都近代文化历程和成都园林营造实例进行相互对比,归类并探讨其时间上、空间上、类型学上的关联特征。成都地区近代思想文化嬗变在成都历史多个方面均有反映,并且具有典型特征,包括成都本地文化认同的形成、近代蜀学的演变、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西方教会势力的渗透与“教案”矛盾、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高昂的抗战民族情绪等。多样化的近代成都文化特征共同组成了成都近代思想文化的嬗变历程。成都从古至今的园林营造都有着独特的纪念性、开放性和文化性基因,这些基因在近代也延续了下来,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近代文化历史直接影响近代园林的造园目的和园林风格,而近代园林可以反映时代文化背景。成都园林据此划分出了 1840-1905、1905-1912、1912-1935、1935-1950四个发展阶段。在1840-1905阶段,经过康乾盛世的复苏,成都地区的园林依旧保持着兴盛的状态,但因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依旧强大,成都近代园林的营造还是以古典式造园为主。官署园林基本保持着古典的制式,但是近代的西方园林风格已经开始对造园造成了影响。随着入川移民的增加,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商人阶层频繁在成都进行活动,会馆园林反而开始有较多的增建。在1905-1912阶段,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学科思潮和宗教文化大量进入到成都地区,园林开始出现明显的改变。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政权不稳、人口大幅流动,各类园林易主和功能变更情况明显;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在成都开始营建各类西式或中西结合式的园林。教堂园林在成都开始大量出现,并且形成独特的教堂园林体系。学府园林开始近代化的转型,新式学堂大量增加,亦不乏有按照西方近代校园景观规划而成的园林。在1912-1935阶段,大量新式文化和新式生活观念进入了园林的营造和管理中。但与此同时,四川军阀混战也影响到了园林功能上的需求。新政权产生了一批新的当权者,私家园林在当权者的营建下也开始重新有所增加和发展。以近代庄园为代表的封闭式、生产性的园林也开始出现,在乱世下体现出了明显的防御功能的需求。在1935-1950阶段,四川相对稳定,成都市民休闲文化开始重新兴起,公共游憩、休闲类的园林开始大量出现,近代城市公园得以兴盛。同时,强烈的抗日民族情绪也催生了对于民族英雄、抗日英烈的纪念情绪,纪念园林也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都近代园林造园类型多样。按活动可以分为公共活动型园林、半公共活动型园林和私人活动型园林,涵盖所有的成都近代园林。按选址可以分为城镇型近代园林、城郊型近代园林和山野型近代园林,不同类型的园林在不同地域的选址也体现出独特的特征。结合十余个具体的近代园林案例对文化和园林之间的相互影响展开相互印证,可见成都地区近代园林具有中西结合、平权开放、注重防御、功能复合等多个新特征和共同特征,体现出近代园林对时代文化的强烈反映。最后以成都北园为案例进行了保护性修复设计,基于访谈记载和史实资料,修复还原了成都北园空间格局,并将其改造成服务社区居民、周边旅游业、学校文史教育的综合城市公园,为近代园林的现代化修复模式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