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推行新政,期望以新政实现变法图强,此时为了配合新政的实施,清廷开始着手创办官报,传达新政思想、引导民间舆论。新式官报不同于以往封建王朝所发行的邸报、宫门钞等封建官报,它流通范围广、内容也更加多样。新式官报首先由朝廷中央开始探索,而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直隶地区创办的《北洋官报》成为地方探索新式官报之始,自此各地新式官报接连出现,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办报高潮。在全国各个省份之中,山东地区尽管经济发展迟滞,但在袁世凯及周馥、杨士骧等人的共同推行之下,1903年山东地区创办了第一份新式官报——《济南汇报》,随后《简报》《济南报》《山东官报》陆续创刊,山东地区在新式官报创办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本论文以《济南汇报》《简报》《济南报》及《山东官报》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及内容分析,意在填补学界对于济南地区新式官报之研究方面的空白之处,期望通过该研究能够对形塑山东地区新式官报之发展历史有所帮助,进而探究济南地区新式官报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清末新政这一社会背景与中央及地方对于新式官报的初步探索,是对新式官报出现的缘起与发展过程的系统梳理。首先本文从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困境谈起;其次,在新政的具体措施方面,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所上的“江楚三折”之上,这三道奏折从教育、军事、吏治、司法等方面对新政之推行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详细阐释,可行性较强。然而,新政的目的归根结底仍是为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因此很难有触及根基的变革,这导致朝内大臣及百姓对新政怨声不断,而逐渐兴起的民报则利用此机会对清政府大加抨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清政府亟需同样的舆论工具来传递新政思想、引导舆论走向,新式官报由此应运而生。最后本文梳理了中央与地方对于新式官报的探索,这种探索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报刊之重要性日益显露,地方新式官报发展十分迅速。在了解了新式官报创办的基本背景与动因后,本论文将重点转向山东地区新式官报的探索与发展。本论文第二章就侧重于探讨山东新政中新式官报的发展。在清末新政之前山东地区发展迟滞,义和团运动频发导致政局动荡,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经济难以得到发展,再加上齐鲁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民风闭塞,百姓不愿寻求变革。这样的局面在袁世凯、周馥、杨士骧等人到来之后彻底发生了变化,本论文通过对史料和文献的整理,并着重针对新政措施中济南地区自开商埠这一重要举措进行分析,力图对山东地区新政的推行及新政的具体措施有系统梳理。另外,本论文也探讨了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等人作为一省之领导者在新式官报推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新政期间济南地区陆续开办了《济南汇报》《简报》《济南报》及《山东官报》等新式官报,通过对这些新式官报进行整体分析,可以看出报人对于新式官报之意义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传递新政思想,还期望以新式官报启迪民智,开通民风。在这几份新式官报中,《山东官报》创办时间最晚,后期清廷开始了对于报律的讨论,因此《山东官报》之内容与形式都有了更为严格规定.在第三章,本论文着重展现了济南地区新式官报是如何呈现新政之推行过程的。本论文选取了新政中的重点举措:教育、军事警政、经济及风气开通四项,通过分析新式官报中的具体文本,得出新式官报能够侧面反映新政之推行情况及成果之结论,同时通过新式官报之报道总结出清廷在兴办学堂、推广留学、改革经济及发展军事警政方面的态度,进而对新政有更加立体的认识。本论文第四章则对新式官报中的官方文牍进行了重点分析,在济南地区的新式官报中,官方文牍可以按照主体的不同分为中央文牍与地方文牍,也可按照体例不同分为“摺”“札”“禀批”“章程”与“条陈”等,这些文牍实际上是最为直接的有关新政的消息,由清政府及地方官员所发,因此也最具权威性。通过对文牍的分析整理,能够得出文牍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宣传新政思想,展示新政进程;二是充当政令文书,引导新政实行;三是作为同级榜样,发挥示范作用;四是作为消息来源,提供直接资料。同时在新式官报的发展过程中,文牍也是不断变化的,不论是数量还是类型,都是随新政之变化而变化,由此印证了新式官报作为新政之重要部分这一客观事实,进而引出结语对于官报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隶属于政治系统、与政治系统密切相关这一重要结论。综上所述,新式官报作为清末新政推行的辅助方式,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新政之实行过程及结果,借由济南地区新式官报中对于新政的报道,我们能够梳理和总结出在新政背景下济南地区是如何一步步改革发展的,又是如何一步步摆脱落后走向发展前端的。对于济南地区新式官报的研究,能够带领我们参与到清末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构建之中,对帮助我们了解清末济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及报业发展历史具有积极且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