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反帝救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此社会背景下，梁启超吸收东西方民族思想理论，逐渐形成其民族思想体系。在此过程中，随着对西方“民族”概念认识的深入，梁启超形成了自身对“民族”概念的系统看法，同时逐步厘清了“民族”与“种族”、“国家”、“国民”等概念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些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文论中，“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具体使用，折射出梁启超对国内民族的看法。即，在强调合全国各民族组建民族国家一致反帝的同时，他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而且认为他们已同化于汉族。虽然梁启超力求公平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但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他并不能给少数民族以真正的公平。在看待中外民族时，梁启超以文明程度发展之高低，将世界民族划分为优、劣两大族，而且认为优势民族侵略劣势民族是自然之理，但又强调民族自强，主张劣势民族向优势民族学习。虽然，梁启超在某种程度上以新的眼光看待国内外民族、民族问题等，但就其整个民族思想体系而言，它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民族思想观念的影响，这是局限所制。梁启超民族思想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具有时代性、系统性、变易性和大汉族色彩。尽管梁启超民族思想存在不足，但对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国早期民族学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它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