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食品和能源危机的背景下,近期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表现出色,但同时却面临进口大豆的巨大冲击和生物燃料乙醇发展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解释这一系列矛盾的现象,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研究把生物燃料发展作为中国粮食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从粮食市场、生产和政策三方面,系统分析生物燃料发展对粮食生产安全、流通安全和消费安全的影响,以找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性症结,并力图提供一套基于生物燃料发展的粮食安全政策制度风险分析方案。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国际生物燃料的发展及其通过国际粮食市场对中国粮食贸易和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然后在系统评估中国粮食安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近期国内生物燃料乙醇发展与粮食安全变动的关联关系。进一步,基于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协同的粮食安全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生物燃料发展对粮食价格、生产和政府干预成本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生物燃料发展对中国粮食安全风险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2001～2008年,美国、巴西和欧盟为主导的各国对生物燃料的投资推动和消费增长拉动,成为重要的农产品需求引擎及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关键因素。生物燃料的发展加剧了玉米与大豆的国际竞争,通过对中国大豆及相关产品贸易的直接影响,成为近期中国粮食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生物燃料乙醇的发展始于解决陈化粮和储粮难问题,政府的补贴和政策支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粮食不安全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粮食安全风险具有显著的周期波动特征,耕地压力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价格波动风险上。灰色关联分析表明,2002～2008年中国燃料乙醇发展对粮食安全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粮食安全水平的提高。中国燃料乙醇补贴政策有利于粮食安全风险下降,同时也对粮食安全的其他方面造成了不利影响。中国粮食价格呈现周期波动,波动幅度呈放大趋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蛛网”波动特征。中国燃料乙醇与玉米价格形成了直接传导及长期均衡关系,已成为玉米价格波动的直接原因,导致能源与粮食市场更紧密的复杂联系。在当前条件下,假定中国燃料乙醇产量增加到1000万吨,国内粮食价格水平将上涨4.78%,而粮食进口将增加8.78%。国内粮食增产的财政成本高,要确保较大规模的粮食进口来源有一定的难度,故生物燃料发展将产生一定的粮食安全风险压力。同时,中国生物燃料乙醇发展是玉米播种面积比例上升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对其他粮食作物的竞争性替代,成为影响粮食生产结构和收益的重要因素。从模型的预测看,如果中国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达到400~1000万吨,其他条件保持在2008年的水平上,则玉米播种面积比例将达到42.3~62.5%,玉米生产每亩净收益将提高15.4~65.6%,达到293.0~420.6元。然而,口粮作物(稻谷和小麦)占“三粮”播种面积的比重将下降到57.7~37.5%,将对粮食安全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粮食安全财政政策与财政支付能力共同决定粮食安全财政成本支出水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粮食安全财政成本以平均每年12.11%的速度递增,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剧烈波动中平均下降了10.8个百分点。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粮食储备和价格干预政策是引起粮食安全成本波动的主要原因。平均每增加一百万吨粮食储备,财政每年需要多支付3.38亿元;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造成粮食安全财政成本增加3.45亿元,而粮食市场价格指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则会减少3.47亿元的粮食安全财政成本支出。中国发展燃料乙醇客观上能够起到减少陈粮库存和刺激粮价上升的作用,对降低粮食流通财政成本有显著作用,每增加一万吨可减少1.18亿元。生物燃料的发展加剧粮食价格波动和农作物间的耕地使用竞争,导致粮食安全风险。中国生物燃料发展以玉米价格波动为传导,形成了影响粮食安全风险的直接途径,导致粮食安全风险加大。中国燃料作物对粮食种植面积结构的改变,会加剧粮食产量的波动,并导致粮食安全风险加大。同时,生产生物燃料原料可能给农民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并成为提高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粮食生产率及优化农业结构的重要动力。因此,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粮食安全财政成本优化实现中国未来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协调发展。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以粮食安全为目标发展生物燃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粮食财政成本优化的根本途径。第二,利用生物燃料发展,提高粮食市场调控效率,降低直接价格干预带来的粮食安全财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