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的充足供给和食品质量的安全保障,始终是各国农业和相关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经济欠发达的内在约束,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温饱问题、追求农业产量最大化,成了我国农业政策目标函数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满足食品的供给受到更多的关注。与之相比,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并不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在技术进步和一系列制度创新的激励下,我国食品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食品供给已经比较充足。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逐利冲动与现有制度环境的结构性失衡,当前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对安全食品的需求与供给的微观主体的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结合食品管理体系的特点,探讨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现状与问题,并基于经济理论的分析,提出完善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对策建议。食品质量安全是一个宏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该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为此,在介绍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发展背景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对食品质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信息、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在阐述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从分析消费者支付意愿与安全食品供给入手,由微观切入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研究框架。由于目前我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大部分食品未能实施“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模式。所以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面对着三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情形为购买普通的不含任何质量安全信息的食品(情形1)；第二种为购买附有经权威机构检测的含有质量安全信息的食品(情形2)；第三种为购买消费者完全了解的、有确切把握的安全食品(情形3)。以上每种可能的情形下,消费者都有对应的支付意愿。根据阿克洛夫的观点,如果消费者信任权威机构提供的质量安全信息,与情形1相比,消费者就会支付一定的溢价,且与第三种情形下的意愿支付价格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否则与之则反。为确定消费者在不同情形下意愿支付价格变化值之概率分布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多项logit模型与Tobit模型,对长沙市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安全食品的购买意愿与购买概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住收入水平、年龄、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性别、信息的可靠程度、风险主观感知等变量之后,生产者提供的经权威机构检测的农药残留信息对人们需求行为的影响非常有限,高质量的食品存在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但是,如果能够获得准确可靠的质量安全信息,消费者愿意为低农药残留的西红柿支付更高的价格。由于需求与供给互为因果关系,那么消费者在情形3下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市场上就有可能存在相应的供给满足这部分需求。于是需要将视线引向安全食品生产。本文以订单农业周边传统农户为例,采用了Logist模型,研究传统安全食品生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生产年限、农户使用农药被查处的风险、西红柿的价格、农户对农药的认识,周边订单农业种植基地有两年以上发展历史等对农户的高毒农药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但教育水平的参数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政策含义是：(1)政府应给予这样的企业以一定的补助,创造有利环境鼓励企业对周边农户进行技术性指导,通过订单农业来影响农户的行为,以减少高毒农药的使用；(2)应通过多种途径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相关的知识讲座和技能培训,让农户明白长期使用高毒农药会导致昆虫的耐药性,降低农药的药效；(3)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食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做到执法必严,杜绝农户的饶幸心理。农户生产的食品只是初级产品,相当部分有待进一步加工。所以,完善食品质量管理体系同样不能忽视食品加工企业质量控制行为的研究。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通常情况下,企业会根据历史博弈之所得来决定对某种策略的选择几率,当统计结果表明某一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策略的平均收益高于混合策略的平均收益时,说明该策略具有更好适应度,企业使用这种策略的概率将增加,反之,放松质量管理策略概率增加,因此必须研究复制者动态方程以研究企业的稳态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条件下,任何单个企业长期使用加强质量管理的策略不是最优策略,因为一旦对手使用放松质量管理的策略,其收益就会相对降低,从而被别的竞争对手淘汰；企业长期选择放松质量管理也不是最优选择,因为其收益低于所有竞争对手都选择提供准确质量安全信息时的收益；所以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在某些时候选择提供准确质量安全信息,某些时候不选择提供准确质量安全信息。如果企业的进化稳态策略表明,企业会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放松质量管理,这就要求政府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选择加强质量的企业给与一定的奖励,促使企业放弃放松质量管理的策略。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的努力程度并不能完全被政府观察到。因而奖励越多,企业激励收益的风险会随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不会响应政府的号召,激励机制失效,存在所谓的“棘轮效应”。因此,必须引入“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模式。当对企业实施全程监管时,企业的风险成本下降、期望收益增加,同时政府的收益也会增加。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对附有权威机构认证的某些食品并不愿意支付更高的溢价。这恰恰是消费者对认证等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可信度存疑的必然反映。这也意味着政府的监管同样可能存在问题(政府失灵)。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食品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以下主要问题：首先,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不能缓解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表现为：(1)信息分割严重,缺乏信息共享机制；(2)信息的综合利用率不高,缺乏科学有效的风险分析；(3)信息公布渠道不规范。其次,食品质量标准体系存在不完善,不能为生产主体提供有效的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1)标准体系欠统一性与协调性,不能对食品供给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指导；(2)标准制定工作滞后,标准的水平偏低；(3)标准的制定缺乏科学依据。再次,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不完善,不能有效的满足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需要。主要表现为：(1)体系不够健全,检验监测的环节、对象和地域范围有限,检验监测水平偏低；(2)风险监测与预警能力建设滞后；(3)检测水平参差不齐且部门分割,各自为政。最后,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不能有效的规范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1)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很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2)对违规行为处罚较轻,违法成本较低。在食品质量监管领域,政府失灵同样是一种客观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但是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严重得多,“有形之手”的作用不很明显。因此,完善我国食品质量管理体系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从实践上分析,发达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存在以下的特点：健全的质量安全法规体系；日趋完善的可追溯制度；职责明确、分工严谨的监管体系；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明确影响食品质量安全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国外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经验,本文提出了加强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完善食品质量管理体制,完善食品标准体系,完善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强化信息服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