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所面临的风险源逐渐增多,当今社会可形容为信息风险社会。寄望于通过刑法手段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依然不能有效缓和侵犯公民个人犯罪的多发状况。如何对该类犯罪进行有效治理,无疑成为当下刑法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收集、归纳、整理2018年度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并以典型案例、权威媒体的相关报导为基础,分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适用现状及理论研究等,结合被害人教义学理论的核心原则,以期将被害人纳入刑法主体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有效治理。全文共七万余字,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现状与困境。通过对案件的整理分析、梳理立法发现:司法实践中信息被害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并未将被害人的行为纳入条文中、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在司法与立法上并不一致、被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大且以关联犯罪的状态呈现出来等。以上现状反映了被害人救济的法理缺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迷思,关联犯罪频发致被害人成为二次甚或多次被害人等现实困惑。而现有司法与立法尚不能给出有效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满意答复。第二部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缺陷及被害人教义学之提倡。现有刑法理论依然存在不重视被害人角色、忽视被害人行为等问题。而被害人教义学是指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自我决定、自由处分自己领域的权益,在被害人具有自我保护可能性而消极对待时,其刑法的需保护性随之降低,从而限制行为人的刑事可罚性。最后手段原则、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与需保护性、被害人自我负责原则作为其原则具有适用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正当性:首先,通过刑法教义学中的法益理念,可以发现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与需保护性的判断的实质就是对法益的判断,“公民个人信息权”内容的确立即需法益指引,同时,可引申出自由意志为核心的自我决定权同样能够适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次,单方面思考行为人的行为人刑法难以保证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的应用,而“情节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等均可用最后手段原则解释,用“行为人——被害人”二维视角看待犯罪问题需要被害人教义学,将被害人行为纳入定罪量刑中考虑具有合理性。第三部分:被害人教义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如何具体适用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需要逐步细化。具体而言:首先,需要考察被害人的行为,通过被害人角色来牵制刑法的适用,这对被害人的法益是否值得保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值得刑罚、刑法是否为最佳之保护手段均有作用;其次,司法适用中的信息被害人既有个体也有群体,因此,需要以信息被害人的特征对该理论反思的同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重构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的结合,这为确立个人信息权奠定了基础,即个人信息权当以信息自决权为核心内容;最后,确立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需要运用被害人自我负责原则进行证成,被害人自我负责的类型包括被害人同意型被害与自陷风险型被害,而其适用的条件为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及排除要件。第四部分:构建被害人教义学理论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路径。首先,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需要构建当事人同意制度,这是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被害人自我负责的具体运用,当事人同意的表示方式应当为明示与默示相结合,其构成要件应为告知后同意、明确而具体的同意以及基于自由意志作出同意,当然,其同意的范围不能排除刑法家长主义的适用;其次,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与需保护性的判断同样以法益判断为中介,被害人自我负责的要件在此处发挥作用,对这一要素的判断改传统被害人教义学彼此的判断为阶层（纵向）的判断,将被害人教义学适用于超个人法益当中是理论扩张的必然要求;再次,被害人值得保护性的判断,这一要素的判断反映了行为人的刑事需罚性和值得刑罚性,反证了被害人是否值得保护;最后,被害人教义学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的具体落实应当从刑事政策、立法与量刑三个方面去考量。第五部分:“行为人——被害人”二元刑法体系的构建。将被害人行为纳入行为人刑法体系中,改变现有的行为人刑法观大有裨益。同时,被害人教义学对形成理性、人本的刑法观念,保护被害人、对行为人轻刑化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