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环境日趋恶劣,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健康运作和长久发展,成为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今,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大气治理是世界性的任务,需要各国联手参与、共同应对。然而,各国对于各自应承担多少减排责任一直存在意见分歧,全球气候谈判进展缓慢。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碳排总量最高的国家,中国在气候议题上常常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些观点枉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要求中国履行和欧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碳减排责任之履行应当以责任的合理划分为前提,首先需要准确计算各国碳排放量。当今各国的碳排放核算以生产者责任原则为基准,忽视隐含在商品中的碳排放,有损碳排放责任划分的公平性。中国和印度不仅同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同时也是全球对外贸易大国,贸易隐含碳构成两国碳排放总量的重要部分。自21世纪以来,中印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伴生的贸易隐含碳问题值得关注。本文从理论出发,介绍贸易与环境之关系的观点,梳理相关文献,从中发现消费者责任原则可视为现行生产者责任原则的改进方案。通过对贸易隐含碳的测度方法、研究范围和影响因素的文献梳理,逐步确定后文的研究方法。本文选择中国与印度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针对中印贸易隐含碳的测算、解构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对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现状进行概述,分别介绍了中印贸易规模和主要商品结构;其次,通过对两国碳排放总量和单位GDP碳排放的介绍,了解中印碳排放现状。本文主要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法,测算了 2000-2014年中国与印度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在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中,我国一直保持着隐含碳净出口的地位,并且净出口隐含碳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通过建立SDA结构分解模型,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角度对中印贸易隐含碳的变化增量进行解构,并发现贸易规模的扩大是推动隐含碳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贸易结构的变化对隐含碳变动的影响有正有负,但影响效果十分有限;技术水平的变化抑制了我国对印出口隐含碳的增长,但对进口隐含碳产生正向效应,说明了印度碳减排的决心和力度或有欠缺,未足够重视清洁生产,能源使用效率亟待改善。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对2000-2014年影响中印贸易隐含碳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隐含碳受到贸易规模、碳排放强度、资本密集度、贸易开放程度的综合影响。最后,为我国更好地展开气候治理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开发国内消费潜力,适当以投资替代出口,减少经济的出口依赖;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加速产业结构转型;提高科技水平,推广清洁技术,推动低碳发展;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参与气候谈判,加强国际碳减排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南北贸易是当前隐含碳研究的热点,相比之下南南贸易的学术关注度不够,本文选择南方国家的两个典型代表,即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主体,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之间隐含碳问题的研究资料。在测算隐含碳时,本文同时考虑了技术异质性和价格波动的存在并进行了修正,使计算结果更准确。另外,本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影响贸易隐含碳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这一做法较为少见。由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更新周期较长,本文研究期间仅到2014年,时效性有所欠缺,这是存在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