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是公民实现自卫和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是各国刑法中所规定的一种重要的私人救济权利。但公民在行使该权利时往往会因为夹带个人感情色彩或者迫于当时的紧急情况等而运用不当。正因如此,各国刑事立法中在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同时也对其规定了必要的限制条件,当公民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该限度时便可能构成防卫过当。在如何正确掌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区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问题上,理论界对该问题的意见纷繁复杂,司法界对此的认定也是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先以时间为纬线,从防卫过当的历史演进出发,深入分析防卫过当制度存在的根据和其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在分析新、旧两部刑法关于该制度的有关规定后提出了防卫过当的概念和特征,并从防卫权的防卫限度入手,浅析了防卫过当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后,着重探讨了防卫过当的前提和限度两个条件,并剖析了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形式。最后,本文对防卫过当的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了阐释,希望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防卫过当概述。在本部分,笔者在结合逻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考察了古今中外刑法典中关于防卫过当的有关规定,揭示了其演变规律,说明了不论在我国还是在外国,防卫过当制度的出现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细腻的日趋完善的过程。然后,笔者讨论了防卫过当制度存在的三个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防卫过当的概念和特征。本部分最后,笔者从逻辑学角度对防卫过当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进行了阐释,即防卫过当是一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犯罪行为。第二部分,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分析。作为本文的核心,本部分着重分析说明了防卫过当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限度条件和罪过内容。关于防卫过当的前提条件,本文认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内容。即(1)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是以防卫手段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2)行为以不法侵害人及其利益为行为对象,即防卫过当的行为只能针对特定的侵害人本人进行。在符合此前提条件后,关于防卫过当必须满足的限度条件,本文认为,必须在全面分析防卫时的客观情形,从不法侵害者侵害的强度、主观心态、双方力量对比等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地判断后,确定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从而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明显超过该限度并造成了重大损害。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着重说明,即(1)行为人在人身权益遭受侵害时,其所采取的防卫手段可以小于、等于甚至大于侵害人所实施的侵害手段,而不仅仅局限于小于或者等于这两种情况,只要是防卫所必须的即可。但是,当行为人的人身权益没有面临现实的危险或侵害时,不能用加害侵害人人身权益的方法来制止其不法侵害行为。(2)行为人所实际侵害的权益可以小于、等于甚至大于其所欲保护的权益,但是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其实际侵害的权益必须是防卫所必须的。只要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就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另外,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行为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必须在一定的罪过心理的支配下实施才具有可罚性。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内容,本文通过对国内主要观点的比较分析,认为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只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都不能成为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形态。因为防卫过当是以正当防卫为前提的,只有符合正当防卫除限度条件之外的其他所有构成要件,才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而正当防卫人对于造成的损害所持的只能是过失的心态,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都不可能构成正当防卫。第三部分,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本部分分析了防卫过当行为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定罪方面,本文一方面指出防卫过当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并非独立的罪名,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中防卫过当行为所符合的具体犯罪构成特征,依照我国《刑法》分则中与该具体防卫过当行为相符合的罪名来定罪,不能直接认定为“防卫过当罪”。与此同时,本文认为对于防卫过当案件,在援引我国《刑法》分则具体罪名定罪的同时,还应当援引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之规定,表明此罪具有防卫过当的性质,从而和一般的同类犯罪区分开来,也使得对防卫人的从轻处罚有法可依。量刑方面,应当考虑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基于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目的,具有犯罪的“被动性”,尽管主观上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存在罪过,但和其它犯罪相比其主观恶性显然要小得多;从客观方面来说,防卫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犯罪行为,和一般犯罪相比,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鉴于此,为了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防卫过当的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即一般的防卫过当行为,应当在综合考量防卫的动机、所保护的权益的性质、过当的程度、社会心理的认同度以及行为人的人格因素等方面后,酌情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防卫过当后有自首情节且过当程度和主观恶性不大的行为人应当免除刑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