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产业集聚区域大规模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Krugman构建的"Core and Periphery"模型将空间经济相互作用机制纳入到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中,但是该框架没有包含“政府”这一行为主体。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技术溢出、规模经济、交通运输等新经济地理因素上,往往忽视“政府行为”这一因素。本文旨在将“政府行为”整合进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中,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分别验证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府行为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以及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黄三角地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效率的几点思考。产业集聚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集中体现在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政府扶持、政府干预等方面。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影响地区接受区域外产品的程度,凸显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执行程度,而政府扶持与政府干预则更多的表明了地方政府之间对于产业集聚的“博弈”关系。所以,文章首先尝试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地方政府之间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对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合作’”这一论点。上述观点为下面“‘政府行为’因素影响区域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接下来,拟选用25个省份1998-2009共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府行为因素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新经济地理方面,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和市场容量增大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在区域内的集聚,邮电业务和交通基础设施对高技术产业的集聚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行为方面,伴随地区产业政策“包容”区域外产品程度的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现象愈加显著,政府过度干预会阻碍集聚的发生,政府对高技术活动的经费支持与高技术产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不难看出,除了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政府行为也是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另外,新经济地理因素与政府行为因素对中国不同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影响不尽一致。在新经济地理因素方面——与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有知识溢出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泛珠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有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与黄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有知识溢出。在政府行为方面,产业政策的制定(对外开放程度)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黄三角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集聚显著正相关,政府干预负向影响泛珠三角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集聚,政府扶持正向影响黄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对泛珠三角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集聚有负向作用。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为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效率提出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