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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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为达到上述要求,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需改变原有的侦诉模式,在审前阶段建构起以客观证据为基础的证据收集和审查运用体系。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作为有效衔接侦诉工作的一项办案机制,通过检察官以公诉标准引导侦查取证,达到从“发现犯罪”到“证明犯罪”过渡的目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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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为达到上述要求,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需改变原有的侦诉模式,在审前阶段建构起以客观证据为基础的证据收集和审查运用体系。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作为有效衔接侦诉工作的一项办案机制,通过检察官以公诉标准引导侦查取证,达到从“发现犯罪”到“证明犯罪”过渡的目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这一转隶不仅对检察权行使的固有模式和理念造成冲击,更引发“检察监督弱化甚至消减”的担忧。在此挑战下,检察机关必须根除依靠自侦权行使监督权的惯性思维,凸出诉讼监督的位置,在刑事诉讼领域拓宽检察监督的多重渠道。而检察介入引导侦查机制正在成为优化刑事检察监督方式、规范司法办案的重要抓手。“捕诉一体”改革通过整合捕诉资源,将更有利于检察机关发挥审前主导和过滤证据的作用,同时也延伸了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的业务线条和制度功能。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和检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检察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的法律性质,在新的司法语境下检视检察引导侦查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解决提前介入操作不一的实践难题,以期完善检察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程序与规范。本文在研究布局上划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介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基本内容。以研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含义和外延为起点,厘清提前介入、检察引导侦查和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制度之间界限;探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的实践价值,即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案件质量;就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的法律性质展开论述,列举并指出主流学说的利弊。第二章考察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历史发展与运行现状。梳理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发展历程,该机制源自“严打”时期的治安经验;由周口模式获得初步发展;而后在发展中陷入“侦查监督”与“保障公诉”的理论困境;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焕发新生。考察运行现状时,从立法层面解读提前介入的相关规范,从司法实践层面论及捕诉合一提前介入机制带来的变化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章列举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分析背后的原因。当前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还面临着介入时空范围不一,介入的具体程序及方式上操作不一的问题,以及检察人员还不适应捕诉合一下提前介入工作的开展。究其原因,有两点:其一,涉及“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的法规范效力层级低,缺乏统一细化的依据;其二,该机制原本设定的角色与其实际能力发生悖反,偏重保障公诉权而轻视侦查监督权的行使,同时也表现于“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检警关系和“重打击轻人权”的诉讼理念中,这也是诱发角色与能力悖反的深层原因。第四章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的措施。在思想认知层面,强化保障国家公诉权与行使侦查监督权的统一性认识,在提前介入机制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在介入的案件范围、介入时机、介入手段等问题上细化操作规则,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促进检察办案人员提前介入能力的提升,以适应捕诉合一提前介入改革进程;建立健全提前介入刑事侦查同步保障机制,设置公安提前介入的执行考核指标、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推进智慧检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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