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广告屏蔽案件频发,例如“猎豹浏览器案”、“爱奇艺诉‘极路由’”和“爱奇艺诉‘VST全聚合软件’”等经典案例,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几乎都适用一般条款规制网络广告屏蔽行为,认为该行为侵犯了经营者的商业模式或者商业模式背后蕴含的商业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故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然而,法院在认定该行为具有不正当性的依据却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法院过于保护经营者的利益,一味的保护“免费内容+广告”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利益。法院的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属性,违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鼓励竞争的目的。其次法院是采用一般侵权的思维方式去认定网络广告屏蔽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并没有根据该行为本身的性质去认定其正当性与否,这不疑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行为规制法的性质不符。最后“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在审理网络广告屏蔽案件中被广泛应用,然而该原则也只是权利保护思维的延伸,且该原则也存在阻碍竞争、“有罪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与之相比,在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实践中,重视经营者与竞争者之间的利益衡量、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以及谨慎干预市场竞争的观念都值得我国借鉴。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互联网专条”,有部分学者期待“互联网专条”能在网络广告屏蔽案件成为执剑人的角色,弥补以往司法实践中的不足和缺陷。但经笔者分析,适用“互联网专条”规制该类型案件存在一定的挑战和局限性,故在认定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时仍应适用一般条款。笔者认为,在上述情形下,结合新反法形成的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多元利益保护模式,以及借鉴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实践,应在适用一般条款的基础上引入利益衡量理论,在综合衡量各方利益后,重新对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定。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案例裁判思路的梳理与分析,以及查阅与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相关的文献资料,讨论我国网络广告屏蔽案件中存在的不足。同时,对外国关于网络广告屏蔽行为的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与借鉴,结合新反法多元利益保护的目的,希望法院能从利益衡量的角度下认定该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从而认定该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