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经济学的绝大部分文献中，都将储蓄不足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储蓄不足，严重影响了资本的形成，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刘易斯等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都主张，要想经济发展，就应该加大储蓄，他们把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之一。罗森斯坦-罗丹则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储蓄缺口，并将储蓄缺口解释为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储蓄与它期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储蓄之间的差额，它是一国实际可以利用的储蓄的不足。也许正是这种主观臆断很难成为判断标准，在国内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将储蓄缺口是否存在的标准解释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然而，当我们对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储蓄投资情况进行考察时却发现，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如今面临的已不是以往发展经济学经典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储蓄缺口”问题，而是储蓄大于投资的“储蓄负缺口”(与“储蓄缺口”相对应)问题。那么，这种“储蓄负缺口”是不是真的表明这些国家面临着储蓄资金的大量过剩呢?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却面临着严重的“储蓄缺口”。以往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储蓄缺口”己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以2002年为例，美国的国内总储蓄额为15651亿美元，而国内总投资额却高达29452亿美元，就是说，美国的“储蓄缺口”竟高达3801亿美元。那么能否认为美国已经是一个资金严重缺乏的国家呢?然而在俄罗斯，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企业，所感到的都是资金紧缺，其银行多年处于贷差状态;而美国面临的却是适度的存差。因此，在国际资本几乎自由流动的今天，仅以发展经济学的“储蓄缺口”来衡量一国的资金状况是不是不妥当?如果判断标准有问题，那么我们又该采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国储蓄是否过多?与俄美两国不同，中国不仅存在“储蓄负缺口”，而且面临着不断扩大的巨额存差，那么中国是否存在着储蓄过剩?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储蓄过剩理论分析框架。前人对储蓄问题的研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只分析了过度储蓄问题。而对过度储蓄问题的分析又主要有两种框架，一种是马尔萨斯的过度储蓄理论，由于马尔萨斯把储蓄理解为用于增加资本的支出，因此，其对过度储蓄的理解是过度投资;另一种是霍布森和凯恩斯的框架，他们把过度储蓄理解为是过度的不消费。在马尔萨斯的框架下，他混淆了储蓄与投资的区别，把二者混为一体，显然是不合理的，因而他的观念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在我们构建的分析框架中采用后者的观点，即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并以最有力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过度储蓄恰恰就是储蓄超过了这一点。这种过剩包涵两层含义，一是以货币形态存在的储蓄，相对于其所处时期的物价水平，没有对应的商品存在，这是一种相对于物的过剩，这种过剩表现为银行的巨额呆坏帐;其二，是一种以货币形态的存在的储蓄，相对于对储蓄的需求的一种过剩，是相对于对储蓄的有效利用能力而言的一种过剩，这种过剩表现为不断扩大的存差。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判断标准所表明的只不过是一国的贸易差额状况。而西方发展经济学所提到的储蓄充足与否，其依据的正是可供借贷的储蓄资金充足与否。因此，在这一点上，俄美两国并不存在储蓄的过剩与不足。而中国则正处于储蓄过剩状态。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的储蓄过剩呢?中国储蓄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的过度储蓄。现有的储蓄行为理论只能部分解释中国的过度储蓄，而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悲观式预期的形成是居民过度储蓄的真正原因。中国储蓄过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企业。多重委托代理下的国有企业巨额亏损，投资能力的低下，技术约束，金融渠道的梗阻以及贸易顺差构成了储蓄过剩的另一面。中国的储蓄过剩一方面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和失业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储蓄过剩，而储蓄过剩则可能进一步导致就业形势的恶化。　　储蓄过剩下，既存在无物对应的货币，又存在货币资金的难以贷出;既有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大量的失业，又有强大的有待实现的购买力。在这种经济运行状态下，由于人们的过度储蓄，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化解储蓄过剩，我们认为应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降低人们的过度储蓄，把人们的储蓄转化为消费，从而使经济的发展步入良性轨道，促进社会就业。为此，我们主张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不断放松政府对对外投资的管制，从而通过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的办法来消解国内的过剩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