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Venuti明确提出“异化”“归化”以来，支持“异化”的声音在理论上几乎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可是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还是常常视原文中出现的陌生元素(foreignness)为畏途，在求顺畅自然，害怕开罪读者的压力之下，很容易把这些看来不受欢迎的语言的异常之处当作苍蝇一样的挥开了，代之以四平八稳的日常语言。 本文借助Shklovsky的陌生化理论，这一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对文学翻译中“陌生感”(strangeness)的诗意价值进行了探讨。或者说，本文试图以对异化策略所带来的“异国情调”或“异常感”(foreignness)在诗学上的积极意义的探讨，来为异化理论作辩护。 “陌生化”这个概念是对艺术之于生活的进一步探讨，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的再深入：艺术是以其本身形式的复杂，帮助我们重新看待事物，以恢复对生活最新鲜的感知。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概念，浪漫主义中S．T．Coleridge和P．B．Shelley的相关理论也被引入，相互参观。 在介绍分析过Venuti的归化异化理论后，文章从同异两方面对Venuti的“异国情调”或者说“异常感”和Shklovsky的“陌生感”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两者虽然有诸多不同，但也有紧密的联系。 在讨论陌生化理论如何为保持文学翻译中“异常感”辩护时，文章先依据“异常感”的来源对其进行了分类，并随后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可以说，在文学作品里，那些初看起来异常的东西，很可能是作品美感的来源，而不是什么病恙的症状。在这些异常的背后，有可能是原作者，以其过人的敏感和想要有所创造的迫切渴望，以及想摆脱传统惯常的引力，不偏不倚地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苦心孤诣和创造力。在文学翻译里抹掉那些“异常”就是剥夺了艺术恢复我们对生活感知的能力，剥夺了艺术的个性。此外，它也会使源文本野性不驯的美沦为乏味无趣的流畅通俗。因此，源文本里的这种“异常”的价值应该被充分认识，并在文学翻译里得到该有的保留。 另一方面，语言本身的不同，如果在文学中全然被压制抹煞，也会不由分说地剥夺读者经历另外一种体验观看自己所居世界，或他者所居世界的机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