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作品里,常常会出现基于某种地缘而将个人经验扩展开来的地方性抒写,如苏童的“南方”表达,莫言的“高密”之乡,张承志的“荒芜”道路,等等。但笔者认为,如此表达实际上侧重以强烈的个性气质支配地域后转而进行的精神重构,故本文对人与城关系研究的关注之处在于,个体的“缘身”体验将如何揭示出某一个特定的“城市文本”,再者是一座城又是否能成为一则别致的阅读文本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它的读者,在此意义上,重新以这读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去把握城的形态、品格、世相或许有别样意义。笔者试图从桂林这一特定地域出发,探寻与桂林文化城殊有缘分的夏衍其人能否为上述过程的生成路径提供嵌合与推演之处。论文将通过重返文化城初期的历史语境、细察夏衍入桂和在桂体验以及细读文本等方式系统梳理文化城是如何影响夏衍个体生命的成长,并阐明夏衍此时期在创作上的方式、主题、技巧及意义。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以布尔迪厄的“场域”角度切入,并适当借鉴丹纳《艺术哲学》中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相关论述,旨在将文化城初期的历史语境同夏衍入桂时的经验及离桂后的回忆叙说相续接。战争迫使人们成为流寓者数次流亡且进行着大范围的家园迁徙,文化城形成前后到桂文人的轨迹便是如此,但相比后来者,夏衍的不同处在于其在桂时期恰好与文化城成型初期相吻合,两者共享着同一空间肌理,夏衍既见证了桂林于焦土中复活的新风貌,也在不同场域的崛起下受各方“关系”的影响再次展开生命的历程,城也由混乱逐渐走向繁盛与多元;同时,夏衍又“阅读”着其他城市的人情世相,并从被动的接受文化环境过渡到主动体验和记录各色人事,与前期创作比较,很容易发现他已能熟练地把不同城市作为底情和元素融入到作品中,如剧幕的场地描写、人物线性的成长、环境风物的交叠等。第二部分,解读拥有上海情结的桂地异客——夏衍。主要从夏衍创作者的身份去体察他那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和独特心境,也即其主题上对上海念兹在兹的怀想和书写。在创作的话剧、杂文和随笔中,他的笔端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此城,可谓“身居南国,心响江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情世态的想象和记录已止步于此。如自称的“忆旧的小恶魔”,恰恰是从他所身处的桂林城的反衬衍化而来,是由身份风格引出了审美差异,背后透露着夏衍独有的感知和理解方式:他按照现实情势的发展不间断地以各种考验试练笔下的人物,使安居一隅的小市民和沾染了市民气息的文人或文化工作者不得不立于危檐下,这反映了他试图以笔墨填补这两个圈子碰撞后的隐秘所在,即人物该往何处去的命题。第三部分,与上一章节所强调的“忆旧”情感影响了创作主题这点不同,该部分主要从桂林城对夏衍记者身份的塑造和确立为论述基础,试图阐明记者形象和新闻元素与作品构成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创作手法。虽同是流亡桂林,夏衍与其他旅居者仍有不同之处,作为执行大后方统战任务的文化人员,他少有时间进行丰子恺式的“桂林初面”和茅盾式的“劫后拾遗”,更难以像端木蕻良般在反刍中回到故乡和童年,获取个人生命话语的全部存在。对夏衍来说,桂林时期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而他也有意将这部分个体经验熔铸到写作中去。在结构文本时,夏衍使用了情节的渐变和突转,短时间的静默,曲笔三种技巧,这实则源于他特意锻造的记者修养及新闻笔法,且此种技法也暗合了四十年代文学创作中特具新闻纪实性的大背景。第四部分,论述夏衍桂林文化城时期的生命体悟。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夏衍的生命里都蕴藏着无数的流寓经验,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造成了“一颗不平静的心”,而如何处理人物出走以后和人与时代如何相处的重要命题,对他来说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迷障。在桂期间他并未能完成这一构想,反而停在了“小圈子”的人要走进“大天地”这一层面上。有意思的是,随着夏衍赴难至香港和重庆,桂林城在其后却渐渐被把握住并成为一则有趣的阅读文本供他安放“我”与“人物”,再者,由于距离的拉开反而让他重新审视了居桂以来的种种体验,在回顾中夏衍重新看到了自然,时代及历史中的人们,而后将发现的“风景”灌注至文本中意图接续先前之创作构想。总之,这一写作轨迹充分显示出由人与城互动之后气息、风格乃至思想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