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经济衰退后,为了规避资本监管协议的顺周期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在巴塞尔协议Ⅲ中要求银行在特定情况下提取逆周期资本缓冲,于是银行资本缓冲与宏观经济周期到底呈怎样的相关关系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考虑到近年来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增长迅速,在Ayuso(2004)提出的模型中增加了重要的收入结构变量,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2013年第二季度的半年度数据进行了GMM估计。研究发现,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与宏观经济周期显著正相关,GDP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会提高0.21个百分点,对股份制银行来说这一特征更为明显。非利息收入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负相关,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将会降低0.035个百分点。银行资本缓冲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上期的资本缓冲水平,该变量与当期资本缓冲水平正相关。在净资产收益率(ROE)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中,收入效应比成本效应更加明显。代表风险的不良贷款率和银行规模对样本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可以保持资本缓冲逆周期变动的趋势,这有利于平滑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监管机构也应当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细则。非利息收入占比与我国银行资本缓冲负相关,银行合理地拓展中间业务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但在拓展业务的过程中应注意各种问题。由于银行资本缓冲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上一期的资本缓冲水平,所以监管当局有必要完善资本动态监控机制,这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不同因素对不同所有制银行资本缓冲水平的影响有一些差异,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对各类银行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