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神而后礼”来概括商代社会。率民者，以族群来统率;事神者，以祭祀来施事。在重鬼神的观念影响下，率民事神成为商人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范式。　　作为不同时期、不同范畴的历史概念，周祭制度与殷遗民之间似无紧密关联。周祭始自商王祖甲时期，是晚商中期以来一套重要的国家祭祀体系;殷遗民，作为“被征服者”的同义语，指商亡之后臣服于周人政权的殷商贵族及其后裔。但是，二者在商末周初的社会变革中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商周变革的时代背景中，周祭制度与殷遗民分别为提供了观察“祭祀”与“族群”这两个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制度的窗口，而祭祀、族群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成分”，又分别从意识观念、组织形态两个层面体现了晚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特征。在晚商社会中，祭祀成为商王维系族群的重要手段，每个族群的始祖都可以从血缘上追溯到王室;族群则是王朝政治的主要基础，他们与商王在血缘上源自同一祖先。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宗族组织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和“血缘即政治”的政治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将这种联系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自中商以来由于王室婚制转变而导致的人口增长，成为研究晚商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人口增长的影响在祭祀中主要体现为祭祀对象的构成，尤其是女性祖先被祭祀;在族群方面则表现为族群内部的不断分化，从主干族群中产生更多的分支族群。综合地看来，在人口增长这一潜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祭祀与族群之间构成一种复杂关系，即祭祀的敬祖收宗与族群的分宗立族。　　因此，本文对周祭制度与殷遗民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将祭祀与族群作为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机制加以讨论，即中商以来的人口增长作为一种可变因素是如何通过祭祀和族群来影响晚商社会发展和商周社会变迁的。本文在周祭制度和殷遗民的研究过程中，以人口因素为线索，通过对商代晚期祭祀与族群之间“有组织的关系”进行探讨，尝试对晚商社会作新的解读，对商周之变作新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