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常住人口急剧下降,“386199250部队”、“农业老龄化”、抛荒等而导致的“谁来种地?”以及“怎样种地?”的问题凸显。且在我国农地细碎分散的农地制度背景下,有愈演愈烈之势,折射出对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变革迫在眉睫。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家庭农场是缓解人地矛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载体之一,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及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自2013年起,各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并为其提供合适的政策制度支撑环境。那么,何为家庭农场?其形成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未来又该如何促进我国家庭农场的优化发展?本文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农户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效率理论、计量经济学等理论,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为主要方法,对家庭农场的形成机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的演进趋势等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在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家庭农场运营的成功经验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家庭农场优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揭示世界家庭农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及其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启示。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家庭农场的形成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或政府等主导利益集团的目标效率偏好是家庭农场形成和发展的宏观动力,也是主要推动力。农户等非主导利益集团有流转农地,经营(或支持经营)家庭农场的需求,是家庭农场形成的微观动力,且其目标效率需求能够与主导利益集团的目标效率需求激励相容是家庭农场形成的关键。而交易环境的变迁,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普通小农户经营向家庭农场经营变迁,旨在追求组织制度安排与交易环境更高的相容程度,进而获得更高的组织绩效的重要背景。(2)家庭农场的发展既要受到外部交易环境因素,又要受到组织内部自身因素的双重影响。宏观层面上来讲,资源禀赋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等都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各不相同。其中,资源禀赋环境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显著直接影响,而制度环境、市场环境都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微观层面上来讲,农户个人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特征、农地资源禀赋状况以及是否租借过他人农地等组织内部因素和外部交易环境因素都对农户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应从改善外部交易环境与家庭农场自身内部组织因素两方面来同时着手,以增进二者的相容程度,进而促进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提升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发展。(3)家庭农场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其发展的路径过程是组织自我学习,自我演进,以适应外部资源禀赋环境、市场环境以及由政府提供的制度环境等交易环境的变化,降低组织运营的交易成本,进而不断提高组织运营的目标效率的一个动态过程。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特征主要表现为:结构调整战略化、经营规模扩大化、经营模式一体化、管理运营现代化、资源利用集约化、经营人员素质职业化等趋势类型。且这些趋势在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演进过程中通常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交融发展的。也正因为如此,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规律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差异。(4)家庭农场之所有能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农地经营模式之一,并在长期中持续存在,关键在于这种农地经营模式能够在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外部交易环境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平衡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并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实现国家或政府等主导利益集团、农户等非主导利益集团等相关利益主体目标效率的激励相容和多方共赢。(5)为促进我国家庭农场优化发展,应从增加家庭农场与交易环境的相容程度上来着手。具体应从以下方面来同时进行:其一、要进一步降低农地产权管制,加快并规范农地流转。为了让农地真正的流转到意欲或正在从事家庭农场经营的人手中,政府应严格地、慎重地审批超大规模农地流转。其二、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农场发展信息综合服务一体化平台,并对该平台的功能、运营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三、认为应积极探索和创新家庭农场支持政策及其效率监督机制,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执行效率。如应结合家庭农场发展的不同组织生命周期阶段,来给予政策支持。在支持方式上,应结合使用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个体支持与集体支持。同时将家庭农场发展支农惠农政策的执行情况、政策效率与地方官员政绩挂钩,建立严格的涉农专项资金监管制度及惩罚机制。其四、建议鼓励和适度放开农村非官方金融互助合作机构成立的准入门槛,鼓励民间闲散资金进入农村金融互助合作领域,专门用于家庭农场等农业发展项目的支持。其五、为降低家庭农场的运营风险,应尝试推行类似于“交强险”的农场发展强制农业保险制度。其六、应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农民代表等力量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和研发,建立“公益性”和“经营性”双轨并行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机制,以期实现精准科技支农,提升农业科技进步的市场适应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其七、应推行分级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资格证制度,将该资格证书纳入家庭农场登记注册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也可作为家庭农场经营者获得金融贷款及贷款额度的参考依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尝试性的提出了一个以目标效率视角出发的,来解释家庭农场产生与发展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该分析框架来解释了世界农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是家庭农场这一农业经营方式,而不是别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会被选择成为占据世界农业发展历史上主流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已有的研究多从家庭农场与普通小农户、兼业农户、农业企业等相比较,其所具有的功能优势以及其与国情的适应性等来探讨家庭农场的形成机理及其优势所在。而忽视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目标效率偏好对组织变迁、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与这类已有的研究相比较,本文的研究视角独特,对家庭农场的形成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更为透彻。(2)本研究试图从宏观主导利益集团和微观非主导利益集团两个层面,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进行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已有的关于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多结合农户经济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等从微观层面来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或者结合农户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来从宏观层面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和理论探讨。鲜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分析,更缺乏基于交易环境与组织发展相容理论而开展的实证研究。本研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3)本研究从增加家庭农场与交易环境的相容程度的视角,结合交易环境、国家或政府(主导利益集团)制度供给、家庭农场(非主导利益集团)自身等层面全方位的给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科学性的建议。如笔者尝试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农场发展信息综合服务一体化平台,并对该平台的功能、运营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是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家庭农场与其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资源禀赋环境等的相容程度,进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的重要一环。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建议将进一步丰富已有的相关理论,并为家庭农场经营实践给出更具操作性、可行性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