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自晚清开始译入中国,一开始便受到热烈欢迎,“福尔摩斯”形象也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域外侦探家。横跨晚清民国,历经几个世纪,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在中国的阅读与接受经久不衰,甚至在民国时期涌现大量超脱文本的影视化形象和本土化的衍生仿作。本论文并不局限于仅仅讨论文本小说形象的福尔摩斯,而是结合晚清和民国的时代特征和读者想象,剖析中国读者对“福尔摩斯”在小说文本层面、影视图像层面、相关阅读材料,以及衍生作品的接受与想象,力求在晚清和民国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不同读者受众对“福尔摩斯”的阅读与理解。相比于创作者,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生产的作用更为重要。本论文基于读者反应批评立论,辅之以符号学理论构建研究视角。以读者的意义生产活动为主体,再通过费什读者主体论和阐释共同体观点,加上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观点,具体分析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读者对“福尔摩斯”意义建构的过程:第一章首先介绍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译入的时代背景,厘清传统公案小说如何式微,作为域外侦探小说的《福尔摩斯探案》以何种契机被选择译入,译入后为何受到晚清读者的追捧和欢迎的过程。第二章紧接着深入分析福尔摩斯小说翻译出版的过程,先梳理前后期译文的翻译时间和译者创作等基本情况,并且从翻译阵地、传播方式、翻译群体,翻译阶段性等方面分析福尔摩斯小说的翻译过程第三章立足晚清和民国初期社会需求变革的时代背景,以西方想象、科学启蒙和正义维护三个角度对晚清时期“福尔摩斯”的接受阐释进行分析,突出中国读者在时代裹挟中对域外小说形象福尔摩斯的“误读”与想象。由此可以得出在启蒙变革的社会语境里,早期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文学美学特征并没有受到重视,反倒是小说中的工业社会背景、科学器物和民主思想等内容层面引起中国读者极大兴趣,一度被抬升至文本价值意义所在。经由晚清知识分子译入和大力鼓出,福尔摩斯故事的成为民主科学法律的“教科书”。第四章立足民国科技发展和媒介繁荣的社会基础,以文本接受、媒介扭转和经典形成三个角度总结民国时期“福尔摩斯”的理解与阐释、甚至完成了内化超越的过程。随着侦探小说通俗文学地位被确认,翻译水平的提高,加之媒介的催化,民国时期中国读者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认识已经大致符合其原著创作立场。不仅限于此,接受群体的下沉和拓广,影视图像形象的出现,衍生仿作作品和相关阅读批评材料的涌现都预示着这一时期“福尔摩斯”意义生产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