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参与”承载了将自上而下的服务与自下而上的需求相融合的使命,是民主最直观的表达,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因而,着力提高人民群众文化参与度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的目标之一。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线阵地,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是对公共文化服务最直接有效的回应,其参与状况直接反映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梳理和重庆市城市社区511位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当前重庆市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供给与国家发展要求相当,主要包括读书、看报、观影、上网、文艺演出、唱歌跳舞、文体(比赛)活动和教育培训等;城市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文化广场的覆盖率较高,均具备图书室、多功能厅、电子阅览室等基本功能;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主要由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组织开展,社工机构、文化企业、公益组织、民间文化团体和文化骨干等社会力量在引导下有序参与。但尽管自上而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供给了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居民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喜忧参半。一方面,近半数居民参与了多样化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涉及现有供给的所有内容和主题,并以文艺演出、电影为主;对社区公共文化场所均有利用,且更为偏好户外广场。另一方面,一半的居民最近一年没有参与过任何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同时居民对公共文化需求不善于表达,即使有表达意愿的也更多的是被动配合,主动性不高。总体上,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居民参与度不高,与人人分享文化发展成果、共筑文化精神家园的文化服务建设目标存在差距。研究进一步通过因子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第一,影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影响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匹配性、氛围感、亲和性和报偿性。不同性别居民在各项影响因素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中老年居民受匹配性、氛围感和报偿性因素的影响显著高于青年居民;低学历居民受报偿性的影响显著大于中高学历居民。第二,匹配性因素具体表现为公共文化活动举办时间的适宜性、活动内容与居民兴趣的符合度、到达活动场所的便捷性。女性居民受公共文化活动内容与兴趣匹配性的影响明显大于男性居民;中老年居民受三方面的影响均明显大于青年居民;公共文化活动时间是否合适对中高学历居民的影响明显大于低学历居民。第三,亲和性因素具体表现为居民的性格与公共文化活动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同性别、年龄的居民在两个方面的影响程度没有显著性差异;自身性格对中高学历居民的影响明显大于低学历居民。第四,氛围感因素包括公共文化活动宣传所营造的局部环境,周围朋友参与带来的人际环境和社区文化氛围形成的整体环境。不同性别、学历居民在氛围感的三项具体内容上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差异;中老年居民受公共文化活动的宣传的影响明显大于青年居民。第五,报偿性因素具体包括公共文化活动免费、参与带来的额外回报和自身经济收入三个方面。不同性别居民受三方面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中老年居民受公共文化活动免费的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居民;低学历居民受公共文化活动免费和额外回报的影响显著大于中高学历居民。根据相关理论以及研究发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要提升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居民参与度也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主要包括:兼顾基本与个性,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活动的供需匹配;强化便捷性,统筹公共文化场设布局与管理;借助互联网,促进文化自助;持续培育引导,鼓励社区公共文化自治发展;更新服务理念,加速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素质提升;注重活动宣传,增强社区文化参与氛围;嵌入多元激励,引导居民精神需求。同时,还需以不同居民群体的参与影响因素特点进行策略细化,点面结合,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