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是战国初期的卫国人,是一个小土地私有者,在学派归属上属于道家。杨朱着眼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提出了四条伦理准则,即为我、贵己和轻物、重生。“为我”、“贵己”都是指凡事都要以自我的生命为中心,不做有损于自我生命的事；“轻物”是指看轻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被统治者所诱惑；节制欲望,不被统治者所惑,又是为了避免统治者的刑戮、伤害,保全和爱惜自我的生命,这又是“重生”。杨朱的这些伦理思想与《列子·杨朱篇》的伦理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列子·杨朱篇》将杨朱的“贵己”思想发展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将杨朱的“重生”思想发展为纵欲主义,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前人的认识不清,我们则应努力将其辨明。杨朱的上述伦理思想既是战国乱世保命之道、没落士大夫之精神依托,又体现着战国时代的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之觉醒；当然,杨朱的伦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轻物”、“重生”易流于“巧取豪夺”,重感官享受易倒向纵欲主义,“一毛不拔”有无君之嫌。不过,总体而言,杨朱伦理思想的正面意义还是远大于负面价值,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杨朱伦理思想中的正面、积极的因素还能够为今人所借鉴。比如,“为我、贵己”思想对当今中国人权建设和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轻物、重生”思想有助于矫正市场经济下的极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同时也为当今青年群体浮躁、轻生的生活态度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