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颓败,而城市在现代进程中也迎来了全面娱乐和消费的时代。“底层文学”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罗伟章亦常常列于其中被人提及。罗伟章曾在散文里提到自己的作品中一大半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但目前对罗伟章笔下的女性研究屈指可数。本文试图从罗伟章的女性观着手,观照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她们”在不同生存空间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女性特质与女性困境,并以此反观罗伟章女性观所体现出的时代进步性与矛盾性。论文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罗伟章女性观,探讨罗伟章的女性观及其背后的成因。罗伟章的女性观兼有传统与现代两种思想因素。其传统性的一面表现在他延续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阴柔”的认定,而这种“柔性”主要体现于对痛苦、苦难的忍耐与承受。但是罗伟章将这份“柔性”与善相结合,进而转化为一种以善为基础的包容、博爱与奉献精神,从而又有了现代性的意义,体现在小说中即是以付出与牺牲为主要特质的“贤妻良母”形象。同时作为一位现代作家,罗伟章亦承认女性对个人身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尤其是对真正爱情的追求。在她们遭遇苦难与困境时,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给予她们足够的同情与理解。但是当女性这种现代追求可能破坏家庭完整,破坏女性奉献、牺牲形象,与其理想女性精神特质——“善”与“爱”的标准相冲突时,罗伟章则会对这种追求的积极意义有所保留,价值天平会向不自觉地向家庭倾斜。这也是罗伟章女性观中的某种矛盾性。罗伟章的女性观受到个人经历、文学及社会的影响。罗伟章少年丧母,母爱的缺失造成了罗伟章小说中对母性形象的偏爱,而现实中贤惠、善良的妻子又为罗伟章提供了理想女性的标杆。文学上,托尔斯泰女性观的进步性与矛盾性也深深影响了罗伟章的创作。而延续在血液中的男权文化也让罗伟章更执着地将“贤妻良母”作为自己的理想女性。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述乡村女性、进城女性与城市女性这三类女性的精神特质与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反映出作者罗伟章的女性观。第二章乡村女性书写,分为艰难生计中坚守与溃败的“贤妻良母”形象与观念重负下固守与背叛的乡村女性形象两部分,考察乡村女性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突围与困惑,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群体所展现出的善与恶的人性图景。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罗伟章的理想型女性——善与爱的集合体——“贤妻良母”的形象,也感受到罗伟章对于男权文化压迫下的乡村妇女深深的同情。第三章进城女性书写,分为进城打工女性与进城知识女性两部分。对于进城打工的青年女性,罗伟章着重呈现她们“身体”的苦难。这种苦难既包括工作恶劣环境对她们身体的磨损、伤害,更有由身体“贞操观”打破后造成的身体工具化、消费化倾向带来的伤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女性传统婚恋观的解体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坍塌。这也是从“身体”层面对女性“贤妻良母”形象的思考与反思。而对进城知识女性而言,她们的“身份”感则是罗伟章关注的焦点。对这部分女性在城乡双重空间中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双重边缘化境遇,罗伟章着力较多,是其女性书写中很特别的一个部分。虽然这类女性形象在罗伟章小说中所占比例并不多,但是她们的出现,显示了罗伟章对女性除“贤妻良母”家庭角色之外社会身份的思考与局限性。第四章城市女性书写。罗伟章对城市女性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现代女性的情感与婚姻问题上,尤其是情感变质所导致的婚姻问题以及对“贤妻良母”设定的破坏与突围。情感变质的原因可分为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两种。外部原因集中于权力、金钱对情感的扭曲,内部原因则主要是由于夫妻情感本身出现问题。对于在权力与金钱中情感扭曲、变质的女性,罗伟章总是在她们的步步后退中铺垫足够的理由,显示出对她们深切的同情;对于夫妻自身情感出现问题的女性,罗伟章则常常将她们放置于爱情与家庭责任的二元选择之中,从而拷问她们的灵魂。三类女性命运故事的书写,彰显了罗伟章具有个人化色彩的女性观。这一女性观既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同时也带有某种保守性与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