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经过8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标志着困扰中国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基本消除。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贫困标准是动态调整的,贫困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生产和再生产,旧有的贫困现象消除了,新的贫困现象又将出现。早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前瞻性地提出“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论断;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再次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意味着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复杂的长远工程,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贫困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将向相对贫困聚焦,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缩小个体间相对差距和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但是同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所揭示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多维,诱因更加复杂多变,经济社会影响更加深远,这就需要立足现实国情和总结国际经验,探索更可持续的相对贫困治理道路。随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从生产力或经济增长角度去讨论减贫策略是偏狭不足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来重塑或强化人民的文化素养和能力结构,激发和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能力,提升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再就业能力,才能真正促使经济增长成果自由地在区域、城乡、行业、阶层间有序扩散,实现社会福利由高收入阶层逐步地向中低收入群体渗透。考虑到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和农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和居民可行能力不足的现实,可以判断,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仍是中国农民安身立本的基础产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农村仍然是治理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战场。基于此,本文从人力资本切入研究农村家庭相对贫困问题,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在乡村空间的交融,也能为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思路。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分析现实背景并提出研究问题,指出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农村相对贫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搭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指出本文可能存在的研究创新和局限。第二部分,对本文涉及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贫困和农村家庭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从人力资本、相对贫困和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治理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第三部分,对本文涉及的贫困发生与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及共同富裕理论等基础性理论进行阐述;从“索洛剩余”和“里昂惕夫之谜”入手,分析了以人力资本助力缓解相对贫困的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并从人力资本规模与结构测度、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三个方面阐述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经典理论模型,并构建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协同治理模型,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从家庭教育支出、医疗保险参与和劳动技能培训三个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从全国人口总量、年龄、性别、人口流动等方面分析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及特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从内容和时间维度构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分析框架,从正规学历教育、医疗卫生保健、职业技能培训、进城人口回流和专业人才引进五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演进脉络;从教育投资、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和职业技能培训三个方面对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及特征进行阐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对每一阶段的政策重点和扶贫成效进行阐述;基于全国一条线和城乡两条线等不同测度标准描述了我国农村相对贫困规模及特征,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个角度对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成因进行剖析。第五部分,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分析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通过使用40%和60%不同相对贫困衡量标准以及增加村庄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选取“排除家庭本身的村庄户均教育总支出”和“户均校内教育支出和户均校外教育支出”分别作为家庭教育总支出以及家庭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工具变量以进行内生性分析;从收入区间、教育阶段和地区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选取劳动力就业转移和社会资本两个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第六部分,研究参与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综合运用PSM、更换被解释变量和增加控制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家庭平均年龄”和“医疗保险参与行为”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同时从年龄、教育阶段和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使用自付医疗支出和劳动力供给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第七部分,研究劳动技能培训参与行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增加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PSM方法进行内生性分析;从地区、教育阶段和性别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选取家庭务工人数和务工时间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第八部分,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基于前文分析,本文共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及投资不足是导致农户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受长期“城市倾向”发展战略和城乡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和结构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城乡相对贫困规模和特征表现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基本思路,以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着力点,消除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促进农村人力资资本投资存量的增加和结构优化,最终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第二,加大家庭教育投资有助于培养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从而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公共财政教育资源是推动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和促进农村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是公共教育资源在实际的投入过程中更倾向于重点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因此,既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投入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充分调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优化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实现公共教育投资与家庭教育支出协同发力,打破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第三,健康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存在和发挥效用的重要前提。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转变,健康保健投入成为农村家庭刚性支出的重要内容,但是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更容易造成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医疗服务体系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成为解决因病致贫问题的最有效手段。第四,提升劳动技能是促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动力源泉。学历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发生在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之前,进入劳动市场之后,劳动者的工作经验积累和专业技能提高不仅来自于专业化的劳动培训项目,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产生累积效应,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分步制定相对贫困标准,梯次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到2035年,应采用收入中位数5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且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发展规划保持同步,每五年调整一次,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再考虑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第二,总结扶贫攻坚经验,建立家庭支出动态监测体系。坚持精准识别、精准管理和精准施策的基本方略,整合已有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建立家庭支出动态监测体系,为制定个性化相对贫困帮扶对策提供依据。第三,推动教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构建家庭教育投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的基础性功能,同时也要通过教育制度改革、提升理性决策能力等方式发挥家庭教育支出的内生性作用。第四,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城乡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建设以提高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完善医疗基础设备以提高农村卫生室的应急救助能力,完善乡村医疗管理体系以提高服务和监管水平,分阶段实现县市级、省级和国家层面的医疗保险统筹以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第五,丰富农村职业培训项目,提高农村居民技能水平。启动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技能培训计划,加强农村居民的农业和非农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居民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培训力度;根据国家产业结构战略布局,及时调整创新东中西部地区职业培训内容;培育一支“爱农村、爱农民、懂农业、懂市场”的三农基层干部队伍。第六,建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促进农业包容性发展。农业生产要面向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农业供给,坚持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发展,充分把握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第七,加大再分配力度,第三次分配瞄向低收入群体。健全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和培训的专项基金制度,加快构建农业风险基金制度。同时,通过强化慈善意识、稳定中央财政对特殊群体的救助资金规模和动员企业和公益组织等方式,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作用。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切入农户相对贫困问题,可能的研究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丰富“三农”发展理论体系,本文以人力资本为切入点,以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协同治理为抓手,以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为落脚点,有助于人力资本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在农村空间的交融。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实现了研究视角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变,通过构建人力资本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对农户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第三,分析框架的创新,仅从单一或部分的视角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与科学评判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对农户相对贫困带来的系统影响,无法为相关政策措施制定及农户生计选择提供科学指导。本文将家庭教育支出、医疗保险制度、劳动培训参与行为统一纳入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人力资本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的传导路径,并采用CFPS2014、2016、2018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了二者之间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为未来发展三农事业和深化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