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工业形成强烈反差，农村发展的滞后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使用源于二元经济理论的二元经济结构概念来定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信息产业和广泛运用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这些信息化的经济成分与原有的以工业和农业为代表的经济成分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在生产工具、生产过程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中国经济结构增加了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结构内容构成上发生的变化，使无法继续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的框架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新的解释;同时，因为中国长期面临三农问题等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困扰，中国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存在的潜在影响，理所当然地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对上述问题做了研究和解答。　　本文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现象为逻辑起点，对信息技术的特殊性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生产工具变化的角度提出信息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经济时代。本文以生产工具的区别为主要标准，将信息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三种经济成分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同时存在的新现象定义为三元经济现象。本文对二元经济理论划分“元”的逻辑进行了分析，提出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即生产方式的不同是二元经济理论划分“元”的根本标准。本文延续二元经济理论的思路和逻辑，将信息经济界定为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对等的第三个经济部门，为三元经济现象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本文对三元经济现象和三元经济结构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做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呈现为三元经济结构的判断。由于三农问题等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困扰中国发展的痼疾，本文在分析了三元经济结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问题面临的新障碍，指出数字鸿沟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最后，本文对三元经济结构下中国谋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为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谨慎地使用了以下研究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的研究内容通过七个章节的论述铺展开来，这七章构成了本文的主体。　　第一章对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为基础，以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线索，分析了信息技术的特殊性和信息技术革命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变化，回顾和比较了“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知识经济”、“新经济”、“第二次现代化”等前辈学者提出的研究成果，得出了以下结论:信息技术革命使计算机（芯片）和计算机程序控制通讯设备被广泛应用，最终改变了生产工具的控制形态，与改变了生产工具物质形态的农业技术革命，和改变了生产工具动力形态的工业技术革命具有同等重要社会发展意义;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推向信息经济时代。　　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向信息经济阶段的转变是中国国民经济系统内容构成出现新现象的逻辑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本文在第二章中提出中国出现了三元经济现象。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大历史任务，为了抓住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推进信息化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信息化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推进的，信息化经济成分的出现，使得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使用不同层次的生产工具，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特征的三个部门——信息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同时存在的新现象。鉴于二元经济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本文用三元经济来定义这一现象，将信息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同时存在的经济事实暂时定义为三元经济现象。　　作为严格的学术概念，三元经济的概念能否成立取决于二元经济的建构逻辑与本文对三元经济现象的定义逻辑是否能够建立平滑的连接。因此，第三章在回顾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等学者划分二元经济的思路和逻辑进行了分析，证明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不同，是刘易斯界定二元经济的两个部门时所采用的标准，二元经济的两个部门是农业经济部门和工业经济部门。这说明，信息经济能够成为第三部门，本文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将信息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同时存在的经济事实定义为三元经济现象，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思路和逻辑。由此，本文针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成内容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变化提出了一个三元经济的新解释。　　三元经济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国经济结构有向三元结构演变的趋势，而三元结构的最终形成取决于第三部门的发育程度。因此第四章对三元经济现象和三元经济结构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和区分，提出了界定三元经济结构的标准;以此为基础，本文对中国当代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实证考察，通过对工业化水平、二元经济现状和信息经济成分发育状况的分析，得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呈现为三元结构的结论。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中国信息化进程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对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有效实施情况的客观肯定，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标志，新结构化特征在构成了发展落差的同时也进一步积累了发展势能。从上述角度出发，本文在第四章对三元经济结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给予了肯定。　　中国长期受到三农问题等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困扰，因此新结构性特征的形成理所当然地令人想到这一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潜在影响。本文从第五章开始对三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作了分析。　　本文首先在第五章回顾了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两大核心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通过分析不平衡问题产生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建立了一个生产方式转型与区域发展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指出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实际上是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核心症结。　　中国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信息化进程不断发展的结果，所以中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将面临信息化进程蕴涵的不协调因素。第六章对数字鸿沟这一信息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针对数字鸿沟的含义、表现、形成的原因和潜在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整理，建立了一个数字鸿沟的形成与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是数字鸿沟问题发生和发展的温床，并对中国存在的外部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区域数字鸿沟进行了实证考察。　　基于前面六章的分析，第七章就三元经济结构下中国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了以统筹促协调的对策建议，将数字鸿沟的治理纳入当前中国的统筹发展政策框架当中。　　本文的创新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以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线索，通过分析信息技术革命的特殊性，提出信息技术革命是改变了生产工具控制形态的技术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信息经济时代。　　第二，本文针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成内容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变化提出了三元经济的新解释。本文提出，信息化经济成分的出现使得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使用不同层次的生产工具，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特征的三个部门——信息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本文将其定义为三元经济现象。通过分析刘易斯等学者思路和逻辑，本文证明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的不同，是刘易斯界定二元经济时所采用的标准，二元经济的两个部门就是农业经济部门和工业经济部门。这说明信息经济能够成为第三部门，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定义三元经济现象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思路和逻辑。　　第三，本文对三元经济现象和三元经济结构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和区分，提出了以工业化水平、二元经济现状和信息经济成分发育状况等三个指标作为界定三元经济结构的标准，并最终明确中国形成了三元经济结构。　　第四，本文提出，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中国信息化进程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对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有效实施情况的客观肯定;中国经济结构从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为三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标志，新结构化特征在构成了发展落差的同时也进一步积累了发展势能，拓展了中国的发展空间。　　第五，在回顾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对信息化进程中的不协调因素——数字鸿沟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整理，建立了一个数字鸿沟的形成与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是数字鸿沟问题发生和发展的温床，数字鸿沟是新条件下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