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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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诉讼数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法院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性服务、扩展律师业务和彰显律师社会价值等三方面意义。杭州市是我国东部地区的核心城市,经济发达,社会纠纷数量众多,法官人均结案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以杭州市的试点实践为视角研究该制度对其他试点地区具有借鉴价值。法院附设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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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诉讼数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法院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性服务、扩展律师业务和彰显律师社会价值等三方面意义。杭州市是我国东部地区的核心城市,经济发达,社会纠纷数量众多,法官人均结案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以杭州市的试点实践为视角研究该制度对其他试点地区具有借鉴价值。法院附设律师调解作为国家司法与社会司法的桥梁,在杭州以特邀律师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运行。经过梳理杭州法院附设律师调解的试点情况,总结出其特点是集约化经营和半自治性。实践中杭州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制度运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法院附设律师调解的市场化运作不足,由于立法规范缺失导致杭州律师调解的市场化与公益化产生了冲突。由于待遇等多方原因,律师对进行此类业务的动力不足,律师、法官等主体可能有利益勾兑的风险。因此从整体来看,杭州法院附设律师调解的市场化运作目前是不成熟的。二是法院附设律师调解的机制性建设不完善,由于培训不到位,律师尚未明晰自己在调解中的角色定位,更多是将其作为诉讼业务的附属来看待。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遇到虚假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此外,律师调解机构在与法院进行司法对接时也并不顺畅,包括目前当事人申请支付令需要付费,律师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还需纠纷双方主体共同申请等。因此,应从两方面着手完善法院附设律师调解制度。一是多方努力推动法院附设律师调解的市场化发展,可以设立统一调解法并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政府也要在政策和资金上多加支持,可以建立以调解中心为管理主体的运行模式,这更符合市场化发展的方向。二是完善相关机制,包括完善培训准入机制,加强对调解律师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培养;完善市场化激励机制,提高调解律师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提升调解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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