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三五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降为中高速,增长模式从规模粗放型升级为效率集约型,提高经济质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和趋势,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聚焦绿色经济发展,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提高绿色能源效率是中国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此,笔者重点研究分析了当前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为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布局节能战略、提高绿色能源效率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首先,笔者系统梳理了绿色能源效率的相关文献和理论,提出了绿色能源效率的测度思路,并从技术进步、经济规模、制度和产业结构四个层面分析了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其次,将相对绿色GDP作为产出指标,劳动力、物质资本、能源消耗量作为投入指标,运用super-SBM方法,测算出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2000-2016年的绿色能源效率,从地区差异、时间演化和节能潜力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借鉴绿色GDP核算的思想,从环境污染排放和治理角度选出7个指标构建出绿色经济指数(GEI),来测算相对绿色GDP。最后,从空间计量学的角度,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空间收敛性分为σ收敛、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本文所得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绿色能源效率值在2000-2016年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历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历年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尤甚。绿色能源效率由东向西明显呈梯度下降,每年的全局Moran’sI指数都显著大于0.1,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西部地区的宁夏、青海、新疆、贵州、内蒙古五省和中部地区的山西是中国节能的重点省市,也是节能潜力最大的省市,其节能潜力均在70%以上;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广东节能工作成效显著,其节能潜力分别仅为-12.59%、0、8.70%。(3)绿色能源效率的标准差在东部、中部全国范围内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在西部前期上下起伏,后期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这表明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的绿色能源效率差异随时间正逐渐缩小,存在σ收敛,而西部地区内部的绿色能源效率差异在后期随时间而逐渐拉大,不存在σ收敛。(4)绿色能源效率在东部地区存在β绝对收敛;在中、西部地区不存在β绝对收敛,有扩大的趋势。说明由于经济规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政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三大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随时间不会收敛到相同的稳态水平。(5)绿色能源效率在东部、中部、西部和全国范围内都存在β条件收敛。说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的壮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开放政策的实施,三大地区绿色能源效率都将收敛到各自稳态的水平。对比各地区收敛系数绝对值,发现中部(0.188)>东部(0.126)>西部(0.028),表明中部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将最先回归到其稳态水平,接着是东部地区,最后为西部地区。(6)技术进步因素中的授权专利数(T)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技术进步因素中的R&D投入,对西部地区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中部地区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对东部地区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虽然也为负向作用,但不显著;经济规模因素中的人均GDP对东部地区绿色能源效率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西部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提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政策制度因素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绿色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绿色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四点建议:(1)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加强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市场竞争;(3)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发展;(4)加快节能布局,强化国家能源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