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和重要参与者,在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其主体地位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翻译不再仅仅被视为单纯的文本转换,而是被置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进行研究。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作用开始显现出来。这一转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彰显出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译者,作为翻译活动最积极能动的参与者,受到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的关注并且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国外翻译理论家和学者们采取不同的理论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研究,例如操纵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接受美学理论等。国内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译者的主体性,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局限于理论研究层面。　　 阐释学,作为关于文本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不仅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也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在阐释学理论,尤其是乔治·斯坦纳的翻译运作理论的观照下,对《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彰显了译者主体性作用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斯坦纳翻译运作说中所提到的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在两个译者的翻译过程中都有体现,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中,从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理解阐释,到翻译策略方法的选择以及对于文本的补偿,无不体现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本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阐释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活动的阐释本质;二,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应当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三,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对于最终的翻译文本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