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行政法的角度出发对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程序的制度现状、历史发展及其价值追求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公众参与程序的运行及其司法保障机制的构建框架。《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确立了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程序的基本图形。本文对城市规划编制、确定、实施和修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的制度现状作了梳理,认为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了参与城市规划的权利,但是从总体上看,公众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和参与度还有待提升。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是一个从域外引进的概念,深受域外制度实践的影响。虽然从程序外观上看,目前我国的参与程序与美国的相类似,都呈现出羁束性与裁量性并重的局面,但是我国公众参与程序的生成路径却迥异于美国。公众参与程序是一种“具有功能意义的合法化程序”。一方面,公众参与有助于提升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可以化解城市规划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能够为城市规划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当公众参与成为一项法律制度以后,规划机关为了确保城市规划的“合法律性”必须按照法规范的要求展开参与活动;同时,规划机关常常基于现实的考虑开展更多的参与活动,以促进规划的“合法性”1。本文分别探讨了“基于法规范要求”和“基于现实考虑”的前提下,确定参与事项、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的不同方法。并且结合个案指出,适当的参与机制应当在确保“合法律性”的基础上,尽量追求程序的“合法性”。公众参与权获得司法保障是公众参与程序得以有效运作的制度支撑。在我国,公众的参与性权利不能获得司法的单独保障,只能借助法院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而获得附带性的救济。同时,享有规划过程的参与权不意味具有对规划行为的起诉权,唯有与规划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才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参与权。法院对羁束性参与程序的审查以形式审为主,而对于裁量性参与程序的审查应当兼采形式性和实质性的审查方式,既要审查程序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外,更要审查程序的运作是否能够为不同利益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可否促使决策机关公正全面的听取公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