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不一,评论流派各异,依然不能否认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作为印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对于外国文学的本土化以及中国的文学文化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生豪的译作受到了中国古诗传统与新文化运动中新旧矛盾的波及,对卞之琳、英若诚翻译家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通过其在普罗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对于建国以来的文学精神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翻译规则与技巧的分析,还是对于译文文体的讨论,都很少考察朱生豪译文所受到和产生的影响,而这却正是译文的核心价值。朱生豪译文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其独特的音乐性,与其他译本相比具有高度区分性。译文中具有多种韵律节奏的平行与偏离,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宋词的韵律特征都参与到译作多重节奏的构建中。朱生豪使用了平仄、长短句、节奏级差等多种方式,确立了意组节奏单位。叙事节奏和用词方式与此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译作的韵律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遣词用句的翻译策略。然而,朱生豪的意组与卞之琳的“顿”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节拍组往往不是由两三字构成,而是大量使用了四字结构,不仅够成了别具一格的音乐特征,而且为大量四字短语进入诗化语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意组节奏的长短收缩,也如平仄变化一样构成了另一种有规则的韵律,隐隐呼应着素体诗的抑扬格律。朱生豪曾经在《书信》中坦承：“音乐是最高级……Rhythm(韵律)的贫乏乃是生命中的根本问题”。这种对于音乐性的追求,决定了朱生豪翻译的基本风格,也影响了翻译中的方方面面。意组节奏的确立使朱生豪的译文中出现了大量形态各异的四字结构,有添加虚词凑成的四字短语,有来自古代诗词话本的四字熟语,也有临时组合改编的四字词与缩字句,这种对于四字结构的偏好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译者与研究者,强化了这种现代汉语修辞方式。有规律的节奏起伏中,大量在白话文中拗口的欧化句式变成了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双“的”长句、语序的置换等句式,都在统一的音乐韵律风格中获得合法性,成为了推动戏剧剧情、刻画人物性格与身份的重要手段。例如用平均长度为13个字的长句刻画年长的贵族语言的端庄典雅；用平均长度为9个字的长句表述年轻贵族主人公的日常对话,特定场合下句长的增减都具有特殊的修辞效果；而仆从语言平均长度为5个字上下。这类变化恰好模拟了莎士比亚戏剧中使用不同文体跨越阶层发生的戏剧对话,并探索了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间因为语言风格不同而显得格格不入的对话在话轮转换时通过音乐韵律的柔化与谐和的方式。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文体调整中所使用的语言手段与他出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朱生豪是个新旧参半的翻译家,译者特有的古典文人气质导致了他对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许多人物关系的误译,其中许多在等级关系上的理解偏差可能是朱生豪和梁实秋所共有的时代表征；对于那些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语言修辞,朱生豪总是首先从剧情的流畅和整体风格的统一中来推测原译,如果仍然不得要领,就按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来进行解读,译作不纠缠于个别字句的得失,始终着眼于剧情和诗意的需要,虽然在许多细节上并不像曹禺版本那样适宜于舞台演出,但却是最受欢迎的诗性读本。而译文中对于等级关系、命运的神秘性以及贵族行为和语言习惯的误译,即使放在当今也往往很难修正,因为这涉及到了语言和诗意跨越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是集体审美体验的巨大转变,是译者不得不柔化其翻译的必然结果。朱生豪始终着眼于“忠实”的翻译,因此就必须不断在译者的主动选择与译文的不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无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跨文化改写还是跨媒介改编,保持原作精神的真正忠实应当是对于诗性逻辑的尊重。最后,本文对译本大众传播影响的探索进行了初步的问卷调查,考察受众人口因素、阅读原因以及译本选择标准对于朱生豪译文好感度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为进一步传播研究做出了一些推测性和探索性的结论,有待后人继续细分受众,并对于作品本体价值与好感度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进一步作验证性研究。建国六十年来,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译文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其高度的抒情性而实现的。译文在古典与欧化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承上启下地反映一种集体审美体验的发展过程,在异质因素的有控渗透中增进了民族的文学力量与精神强度,在平行对话中发出了时代与本土的声音,作为伟大的翻译文学作品,成为了本国文学发展史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