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与严歌苓同为八十年代在文坛发出声音的女性作家,有着大致相同的成长经历,写作资源与历史记忆大致相同,但严歌苓九十年代漂洋过海,接受到异质语境的熏陶,这使得严歌苓的写作姿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流政治身份的铁凝与新移民作家的严歌苓分别成为中国大陆与海外女性创作的代表。本论文试图从比较铁凝与严歌苓在中西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identity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而无论是将作家的文化身份视为特征亦或是建构,探讨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差异其文化身份问题便是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问题,而共同性别的分享使得两位作家的女性意识也在差异的文化身份之下得到了不一样的展示。铁凝与严歌苓在鲜明的女性意识下通过对女性身体的书写表达着对世界的态度,女性身体在此意义上被重新赋予了神秘的诗性与终极意义互接的价值维度与意义功能。她们在女性身体的焦虑与狂欢这一张一弛中完成各自对女性身体的诗性言说。她们在各自的文化身份之下抒写不同的女性成长史,铁凝侧重在女性灵魂净化的妥协性成长过程中表达一种两性和谐的理想,而严歌苓则侧重于女性肉体神启过程中缘自边缘世界的补偿式成长,呈现为日神精神的折射与酒神精神的烛照。她们不同的文化认同之下自然潜伏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记忆,政治情怀与社会责任感之下的铁凝自然而然认同主流的价值,在审视母亲的目光之下向父亲秩序表征的中心世界完成了靠拢,而“新移民作家”在远离母国的异国他乡完成了失去自我、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漫长旅程,在恋母情结下完成对女性、自然与少年构成的边缘世界的固守,两位作家在文化身份观照下的父系与母系的文化记忆中完成了各自的文本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