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文学史发展而言，两汉时期是一个较为独特、也显得颇为复杂的时期，这不仅仅是因为两汉文学向上承接先秦时期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与思想，更为主要的是，两汉期间所呈现的思想流变和文学史变迁的各种端倪对后世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多维度演绎都构成了极为厚重的资源和起点。本文的研究对象——马融，便是这一时期此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他的“儒道结合”的思想集中展现了汉代中后期士人与文人思想的独特变迁。在他的思想框架和学术影响下，东汉后期的士人与文人思想呈现了一种“温柔敦厚”与“逍遥洒脱”交织的美，这种美的流动汇成了汉代文人与士人的独特的思想风貌，成为清议与魏晋时期清谈的发端。因此从思想史变迁的角度来研究马融，可以说“儒道结合”思想是一个较好的、也是不能忽略的切入点。　　在论文的前言部分中，论文交代了本项研究的历史背景、理论意义和基本步骤。从一般意义上说，晚近时期对于马融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学术界还没有注意到马融文学的价值，没有看到马融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更没有关注到马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与后世对其的接受问题，这与马融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颇不相称。因此本文准备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把研究重点放在马融的思想与文学作品的层面上，一方面尝试对影响马融经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给予再分析，深化此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对马融思想中的较为具有个性意义的观念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分析，以凸显其与同时代思想家的不同。　　论文的第一章集中地介绍了马融的生平与著述。马融能够成为一代辞宗，与他的家世、几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马融的祖父一辈，就已经开启其注重文学的家族传统，马融的祖父、父亲、家兄以及姑母明德马皇后都表现出对于文学的兴趣。马融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朝为官，僚友很多。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马融所热衷交往的，有许慎、崔瑗、张衡、窦章、王符等人，都是当时博通之士与著名文人。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切磋，在文学创作的技艺方面，彼此影响，也互为声势，造成东汉中后期的文学盛况。朋友间的的交流，再加上自身的天赋与旨趣，马融冲破了章句之学的僵化与繁琐，把自己的才学发挥到了极致。兼通今古文经学同时，也成为了博通经籍的一代“通儒”。他突破了汉代的谨饬品度，开创了“轻章句，重博通”的学风，成为了以恃才傲物，狂狷不拘为特点的新的儒者的代表。马融一生著述丰厚，兼注今古文经学，兼备雅俗文学，涉猎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但是只剩下断简残篇，经学著述已经散佚，文学作品只有五篇赋颂完整留存后世，其余仅为存目和残句，论文依据马融的著述情况，对其作品进行梳理，考察历代收录情况、分析马融在文体上的雅俗兼备。　　论文第二章论述了马融表达为“贵生”与“薄葬”的生命观。东汉中后期众多的士人目睹了政治上的黑暗之后，把自己的祸福生死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产生了消极入仕思想。并在不仕之路上以不同的方式保全自己的生命与气节。马融则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自己的“贵生”思想也就是这一时代的一种保全性命的方式，并以“薄葬”者身份解答了东汉中后期士人的又一与政治相关的生命意义。马融“贵生”与“薄葬”思想既有汉代士人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一面，又有自己生命内部活动的倾向。并以“儒道结合”的方式回答了自己的生命意义中的开始与死亡。　　第三章，论文从马融的代表作《长笛赋》谈起，较为集中地论述了马融的文艺观。在汉代，笛子在演奏雅乐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演奏新声上却是不可缺少的乐器之一。笛音以其自由、蜿转的曲调突破了雅乐受制于既有的传统的艺术程式的束缚，构成了汉文化内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汉代文人多种情感集中表达的一种鲜活的通道。马融就是根据笛子这一不受儒家雅乐教化束缚的特点，在《长笛赋》中以俗乐“相和曲”《气出》、《精列》为开篇，以雅乐新声相结合的方式集中表达了作者“中和”的审美情感，并在文艺观上凸显了自己“儒道结合”的思想。　　论文结语部分，论文总结和继续强调了马融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典型意义。马融趋于平实的学术风格并不是突兀而起，它既受到前人学术的深刻影响，又有个人的生命体验。但从学术背景和文化氛围来观察，这种学术风格无疑是对早期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认同和复归，也是老庄等道家思想在彼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独特的注入和显现。因此在谈到马融学术的时候，尤其应当注意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只是东汉中叶之后诸子思想在马融身上的反映。当时受到这种学术思潮潜在影响的决不仅仅是马融一人，而是相当广泛的一批学者。比如张衡对谶纬神学的清算，在某种程度上说，既是对马融学术的呼应，又是时代思潮影响下的一种必然现象。从这个角度上看，对马融的研究就不仅仅具有个案意义，而且还具有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价值，通过马融，可以逐步掌握整个汉代学术的变迁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