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地处浙江南部,与闽北毗邻。境内东部是大片的海域和平原,西部是连绵的群山,自古航运发达,与宁波、上海、闽南、台湾和东南亚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贸易联系。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所致,温州自嘉庆年间起就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罂粟种植。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77年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温州的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的规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晚清温州不仅是著名的鸦片产地,而且还是罂粟种植向外扩展的策源地,温州和台州的移民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把罂粟种植扩展到全浙江以及苏南、皖北地区。罂粟种植和鸦片吸食的盛行引起了温州地方官员和士人的注意。19世纪80年代之前,地方官出于社会秩序的安全考量,就有过禁种和禁吸的举措。1885年之后,至1906年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发起之前,温州地方政府禁烟的原则是"寓禁于征"。禁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利源"。1906年后,富有弹性的"寓禁于征"的政策被强硬的"缩期禁种"政策所取代。禁烟损害了百年来温州烟农的利益,甚至危及了烟农的生存。严厉的禁烟措施激起了烟农的反抗。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禁烟对地方官来说是一项"一票否决"式的政治任务。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后,士绅与国家的纽带已经松开,士绅对地方官的依赖严重削弱,对国家的忠诚度也所剩无几。一方面是国家下达的严峻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是烟农对物质利益的拼死维护。失去士绅支持的地方官就处在这两者的夹板之中,呈现了一幅"官不聊生"景象。在晚清温州的禁烟和反禁烟的博弈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秩序的崩解和断裂。官绅矛盾、绅绅矛盾、官民矛盾、绅民矛盾空前激化。在禁烟与反禁烟的角力中,士绅利用报刊舆论将地方官员丑化。士绅原先加入禁烟行列原先是出于扩张地方权力的目的,就像他们兴办新学那样;但在烟农的猛烈反击下,身家被毁,进退失据。烟农频频发动反禁烟的群体事件也使地方政府无奈的困境。正是这种社会的断裂和崩解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数年后的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应声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