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由于影像制作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得了通过技术手段快速并准确获得关于对象的影像的能力,既包含平面图像,又包括活动影像。这种现象似乎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于现实的技术化复制,并且获得对对象的“真实”呈现。这些技术手段所产生的影像文本曾经被寄与厚望,真实性成为了这些影像文本在美学上最有价值的部分。但在现实的审美与艺术实践中,影像的生产并没有带来我们所希冀的真实,反倒是由于数码影像技术、影像制作技术的发展,人们制作出了在视觉上具有高度真实感的“幻像”,比如《阿凡达》或《指环王》这样的3D魔幻电影,这种影像并不保证“真实”。因此,为了能够理解影像,理解影像文本的特征,以及以影像为载体的艺术形式,课题将直面影像媒介文本中最具争议的“真实”问题,对影像文本进行系统的反思,追问其真实性的根据与尺度,并且以比较的方式,通过影像与写实绘画图像的比较,影像与摄影照片的比较,特别是影像纪录片、电影、3D等影像形式的比较研究,反思在数码影像技术的条件下,“真实”这一对影像文本的要求何以可能?本文根植于读图时代的文化语境之中,试图在当代的“影像”文化、媒介文本、多媒体影像文本之间进行互释—一方面从传统艺术真实性问题的角度追问当代图像与影像文本对意义传达的效能与意义传达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从影像与图像的角度追问“真实”这样一种理论范式是不是一种正当的追问方式。同时,笔者试图在影像档案学、影视学、写实绘画的图像学,以及摄影学之间,进行一种对话,研究“真实”这个概念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内涵变迁。写实绘画、摄影、纪录片这些影像文本形式,本身被称为“真实性”的,真实是这些文本在理论视野中的根本特性,但考虑到这些图像与影像本身被制作的方式,这种“真实”本身是可疑的,如果这种真实不成立,那我们在使用“真实”这个词时,究竟指的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思考之一。出于这种思考,本文对绘画、影像档案、纪录片、摄影、数码影像等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从而反思“真实”这个词在影像中的内涵与有效性。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创新点。由于笔者既从事影视艺术的理论教学,又具有档案学的学科背景,而影像档案作为档案学发展的最新的形态,特别是影像在历史档案中所体现出的意义与价值,使得笔者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档案要求材料的真实性,而影像曾经被认为是人类记录现实最真实的手段,那么从档案真实的角度,影像及其产生方式,是不是可以保证这种真实?而从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出发,写实绘画与摄影这样一些建立在一定的技术手段之上影像形式,它们形成了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的根据在于,通过可靠的技术手段而实现对于图像的制作,保持与经验对象的肖似关系,同时又具有艺术性。这些艺术形式当它宣称自己是真实时,这种真实经常具有幻像性质。最后,关于电影,以及数码技术介入之后的电影,比如3D电影,具有一种超越于视觉的真实感,或者说心理真实感,这既是对影像真实性的强化,也是对影像真实性的超越,因此,电影的真实问题在过去三十年的后现代美学中,成为最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传统的艺术真理观实际上已经不能解释如《阿凡达》这种电影带给人的真实感,尽管整个文本世界都是虚幻的。本研究的结论是,既便是“影像”这种曾被寄与愿望的技术形式,在捕捉“真实”时也是不可能的。传统的艺术真实论是没有办法解释拟像的世界的,影像的艺术本质上就是拟像的艺术,它是不能用“真实”这个概念来评判的,当我们从纪实档案,到纪录片,到纪实摄影,再到电影艺术,再到绘画艺术的历程中,按传统的艺术真实性理论,真实性在逐步倒退,但在拟像的角度来说,这种差异是无所谓的,即便在“最真实”的档案影像中,它的制作与诠释,它对瞬间的选择,都具有表现性。如果技术手段带来的不是真实,那么就不应当把追求“真实”寄托于技术手段,技术只保证我们制造拟像的方式,但不保证影像的真实。图像和影像都是表现性的,关键在于它对于意义与价值的表现,而“真实”是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而获得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