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以强烈的主观性、激越奔放的感情赢得读者,然而到了四十年代中期,他的创作风格却明显地由热情倾泄转向了冷峻含蓄,创作视野由充满理想色彩的青年革命者转向了被社会抛弃、又毫无自卫能力的小人物,作品的题材、人物形象、抒情风格与前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41年底《还魂草》开始,从《火》第三部、《憩园》、《第四病室》至《寒夜》,我们似乎都能听到了契诃夫的叹息声。巴金小说对日常生活的叙写方式和人物并非善恶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写法,特别是在“巴金文学”中当失去英雄之后集中出现的小人物形象的类型,这些都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契诃夫式的氛围。巴金对契诃夫的接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巴金在《我们还需要契诃夫——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一文中谈到:20年代,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巴金对契诃夫“读来读去,始终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30年代,在创作生涯最辉煌的时侯,巴金说:“读着他的小说,我感到非常难过。……我的主人公是一些在学校内外的青年,他们明知道反抗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幸,他们也要斗争到底。我的年青的主人公需要的是热情和行动,而这些东西我以为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调子是不一样的”;直到40年代,巴金说:“我是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使我逐渐喜欢契诃夫作品的是我长时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金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的小说由“热”转向“冷”,除复杂的自身艺术演变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之外,契诃夫的创作及思想无疑对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