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种制度安排是互相关联的，一种制度的变革势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历史条件的制约，并同时影响和制约着体系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本文研究社区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西方社会理论体系中，社区一直是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载体，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保障功能，而我国计划经济与单位制解体之后，社会保障逐渐从企业福利中分离出来，亟需在单位制体系之外寻求新的依托，这也是九十年代“社区建设”迅速兴起并在目前愈加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那么，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区发展与社会保障变革有着何种互促与互制的关系？如何才能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社区化能否成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之路？如果可以，社区与社会保障将在哪些领域或哪些层面结合？以上即为本研究希望回答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城市社区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从“街居-单位制”到“街居-社区制”的变革;而社会保障制度也经历了从“国家-单位制”到“国家-社会制”的变迁。从上述沿革史不难看出二者的变迁历程存在一定时间上的同步性，同时期的制度结构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对应性，此外，它们的发展演变又都不能脱开经济制度改革等环境背景。要超越这种模糊的感性认识，则需进一步构建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以解析二者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系统演化理论和共生理论作为框架搭建的理论基础，其内在逻辑如下:首先，制度变迁理论是以基本经济学方法做制度分析，具体来说是考察制度行动者面临的成本收益，并以额外收益（制度不均衡）作为制度变迁动力的源头，以制度均衡作为制度变迁的目标，该理论主要分析制度变迁的起点与终点，而把变迁过程作为一个黑匣子未作涉及。接下来，制度系统演化理论不满足于只了解起点和终点的状态，它打开了制度变迁理论的黑匣子，用“马尔科夫链”来模拟解释制度演化过程中的各期状态，从而着重分析了制度系统由不均衡向均衡变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具有关键性作用，它作为制度系统的静态结构，塑造了制度系统演变的路径。然而该理论只关注了制度系统结构如何通过链式传导来决定制度变迁路径，却将制度系统结构本身的形成与发展作为又一个黑匣子。本文欲将这一结构的黑匣子打开，进一步解析制度关联性的性质与特征，探索其形成条件与断裂原因，而共生理论的特色即在于其对个体或群体关系的细致剖析，此为本文将共生理论引入制度分析并建立共生制度分析框架的原因和目的。　　共生制度分析框架包含三个基本元素: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共生机制形成的原理包括共生界面生成和行为集兼容。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媒介和资源交换渠道，共生界面生成是共生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关键特征。行为集是制度的外在体现，那么对共生制度单元的分析即可转化为对其行为集的分析，对共生关系的判定也可转化为对行为集兼容性的验证。在共生制度框架下，将社会保障制度与城市社区制度视为共生单元，可建立二者的共生关系模型。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社会保障制度与城市社区制度之间有不同的共生界面生成，并且二者满足行为集的兼容原理，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兼容性有差异。此外，经济社会制度环境及政治与行政制度环境对两个共生单元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影响。基于上述原因，社会保障与社区制度的改革应协同进行，并通过扩大共生界面和提高二者的行为集兼容性来提升共生体的环境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二者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从而提升二者的制度绩效。因此，本研究对社会保障及社区的共生系统进行了综合制度设计。　　本文设计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模式是一个三层次保障系统:第一层是为基于社会资本的互助保障，第二层是基于国家责任的强制保障，第三层是基于志愿原则的慈善保障。相应地，城市社区具有三层社会保障功能:第一层为提供社会资本培育的土壤，第二层为参与和配合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第三层为提供慈善事业发展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