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作为一种替代性争端解决形式,其优点是众所周知的。调解在提供低成本效益和高效率同时,也为各国节省了司法资源。它允许当事人以适合他们的模式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争端解决方式,这使得争议双方能够更好的维护他们的商业关系。一直以来,调解在国际上受重视程度弱于仲裁与诉讼。随着贸易的发展和仲裁、诉讼的缺点暴露,人们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上逐渐把目光集中在调解上,但是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仍然是个难题。缺乏使和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跨界执行机制,其确定性就会降低,这是主要的障碍。2017年,Carrie MenkelMeadow1在新加坡举行的调解讲座中,她指出《纽约公约》中所规定的执行,是调解所缺乏的,这是“调解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2014年10月和11月美国进行的一项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调查发现,92.9%被调查者表明,如果知道他们所在国批准了一项关于强制执行调解解决办法的联合国公约,他们可能或更有可能采用调解方式解决与另一国当事方的争端。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公约》（下文简称《新加坡公约》）的出台,赋予了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以保障其执行,强调了调解作为一种争端解决形式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并消除了利用调解解决争端的重大障碍（即执行）。正如在给美国国务卿迈克尔·庞皮欧的一封公开信中,一些商业协会解释说,《新加坡公约》将有助于在与外国市场的商业关系中减少风险,并提高全球公平贸易的标准。根据《新加坡公约》序言,调解带来了重大好处,例如减少争端导致商业关系终止的情况,便利商业当事方,有助于管理国际交易,节省国家的司法费用。《新加坡公约》致力于创造一个相对简单和统一的制度,希望使和解协议在国际层面的执行更加简单。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国际调解无疑将成为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中的佼佼者。本文将以《新加坡公约》为基础,讨论和解协议执行机制。论文先从执行机制入手,阐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概念,简要介绍了国际社会现有的和解协议执行机制。在《新加坡公约》产生之前,和解协议可以依照合同、仲裁裁决、法院判决等形式予以执行,调解作为一种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依附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予以执行,其结果会差强人意,这是现有和解协议执行机制存在的缺陷,也是《新加坡公约》产生的原因。《新加坡公约》出台后,规定和解协议若满足了《新加坡公约》要求的条件,直接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此外,该部分还对《新加坡公约》有关执行和解协议的条款进行了详细解读。然而,尽管《新加坡公约》创造性地统一了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制度,但其本身的规定仍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基于《新加坡公约》本身已经规定的事项,认为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新加坡公约》没有很好的处理好诉讼、仲裁程序中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关于调解员的行为保密性的规定太过粗糙,使得当事人以此抗辩和解协议执行时操作困难;对和解协议的规定需要进一步修改,便利协议的执行;对线上调解的规定过于简洁;在承认与执行的关系处理上公约还有待调整。论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对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构建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加坡公约》需要增加执行救济制度以完善执行机制。最后文章探讨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虽然公约目前并未对我国生效,但我国作为公约的首批签署国之一,未来大概率是要批准《新加坡公约》的。加入后如何做好《新加坡公约》和我国法律的衔接工作,以确保和解协议在我国的顺利执行,本部分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我国加入公约最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保留问题,我国是否需要依照《新加坡公约》规定对和解协议的主体范围和适用地区进行保留,恰当的运用保留手段可以提高和解协议的执行率,同时也维护了国家司法主权。其次,我国现阶段执行机制与《新加坡公约》的执行条款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出入,我国需要做好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本章的最后一节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