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省市和人口众多,不同省市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间的金融设施配置情况参差不齐,因此导致了我国居民所接受的金融服务存在较大的差异,各省市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以及效率也不太一致。然而,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方式,借助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进行了创新,不仅仅降低了提供资金所需要的成本,还能够使服务对象更加方便地获得服务;另外,在之前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下,未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使用标准的降低,也能够得到金融服务的支持。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将为金融服务带来巨大的变革,将更直接更广泛地覆盖被传统金融所排斥的群体,实现真正的普惠,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则是能较有效地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本文在梳理相关的参考文献之后发现,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的文献,都比较关注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等方面,只有较少的学者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上市企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而对数字普惠金融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但金融本身具有着资源配置的功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和形式不断地升级能否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和高效,进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在查阅相关测算文献后,充分考虑了目前大部分研究金融业效率的文献对指标的选择原因,并实际结合我国金融行业的特点,建立了DEA-Malmquist模型以测算全国31个省市2011～2020年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进行分类分析时,本文研究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我国省市进行的划分,采用了其提出的“八大综合经济区”设想,将全国31个省市根据地理位置及相应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行划分、测算及讨论研究。随后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方项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分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得出的结论如下:（1）当期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其上一期配置效率较为显著的影响,其在时间维度上存在一定惯性。（2）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大致呈倒“U”型关系,当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但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不断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3）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所发挥的改善作用较小;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地区的资源改善作用则较为明显。（4）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化较高地区及人均GDP较低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配置改善作用较为明显;对数字化程度较低地区及人均GDP较高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作用则并不显著。最终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引进新技术,提升利用率;根据DEA-Malmquist模型的测算,技术效率的改善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较大,因此除了应关注各项先进技术的投入及建设,更需要提升现有技术的利用率,不能只注重引进新技术反而使现有技术闲置造成资源沉积。（2）深化数字普惠,降低金融门槛;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有必要性的,并且不仅仅是需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也需要加大培养数字普惠金融人才的力度,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提升金融中介机构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能力,进一步促进金融深化。（3）考虑地区差异,发展因地制宜;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规划而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优势不太明显。应根据各省市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规划各类资源的分配方式,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及配置效率,促进我国的整体金融资源配置有效,从而使全国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