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其特征是，在竞争的条件下，由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市场进行自我扬弃，自我净化、优胜劣汰。保险市场也不例外，也应该有进有退。无论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以及保险同业花费多大的努力，终究难免有一些保险公司因不善经营或发生各种不可抗力，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让这些公司留在市场中，无疑是效率的损失。但是，由于保险经营的广泛性、保险产品的保障性，如果任由一家危机公司破产而不给予投保人必要的保护，有时会引发社会的动荡，行业发展水平的停滞甚至倒退。同时，根据金融监管理论，承认个人投保人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识别能力以及监督能力的低下，因而将一部分监督与选择的权力赋予了政府及中介机构，那么保险公司的破产损失由投保人单独承担，也是不公平的。正因如此，各国保险监督管理机关，除对保险市场的准入，市场行为，财务状况进行严格监管外，也在寻求建立和完善保险企业退出市场时的保障机制。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保险市场退出机制中的保障制度安排，既可以是正规的（通过立法加以确立），也可以是非正规的；既可以是暂时性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长期性的、稳定的。因而以此为标准可将保险保障制度划分两大类别。即：明确的和非明确的保险保障制度。后者往往以政府的隐性保障的形式出现。在各种明确的保障制度中较为典型的是建立保险保障基金，即为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弥补被保险人因保险公司破产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促进保险行业的发展与稳定而筹集建立起的专门保护基金1。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是围绕着保险保障基金的一系列的行为规则的安排，这些规则安排涉及使保险保障基金有效发挥其功能的各个环节，包括，保障程度与范围、基金融资、危机公司处置、保费收集的政策等等。<WP=3> 本文从保险市场的脆弱性理论入手，并以此作为建立保险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保险保障制度存在的意义从效率的角度看就在于克服保险市场的脆弱性。此外从公平的角度，保险保障制度更显得合情合理。但是保险保障制度中的道德风险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克服脆弱性与道德风险作为两条并行的主线贯穿于全文。保险保障制度的这种双刃剑式的特征，使得该制度必须在稳定、公平及效率间寻求平衡与兼顾，因此保险保障制度的职能必须是多方面的。本文以保险保障制度的职能为框架对两类保障制度（明确的与非明确的保险保障制度）作比较。随后对明确的保险保障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主要特征作出归纳，并以美国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作为案例加以印证。最后对我国的保险保障制度的建立提出政策性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包括： 保险市场的脆弱性与保险保障制度 保险保障制度除了向投保人，尤其是中小投保人提供破产保障之外，其积极意义还体现在稳定市场，克服保险市场脆弱性上。投保人在其购买保险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真正消费这个商品，保险产品的质量如何无从检验。而产品的质量实际上取决于保险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因此谨慎的投保人在作出购买决定时与购买之后都需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不幸的是收集相关信息及监督公司的经营行为对于个人来说代价过于庞大。个人在这方面能力的低下加剧了其行为的盲目性，造成所谓的“羊群效应”，集体行为的非理性被彰显出来。投保人中一旦对某一家公司产生怀疑，尽管这种怀疑没有现实的依据，这家原本健康的公司都会遭受类似于挤兑的冲击。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危机时期，其灾害程度难以预料。保险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克服保险市场的这种脆弱性，因为破产保障的存在使保险产品的质量不再完全唯一取决于公司的未来经营，投保人即使对某家公司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也不易转化为恐慌，对公司乃至行业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因此，保险保障制度可以消除投保人主观的不利预期对市场稳定<WP=4>的影响。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非明确的保障制度都有这种稳定作用，只是程度的差别。值得指出的是：保险保障制度的这种稳定作用只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有类似的功能。制度选择的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 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 对保障制度的讨论似乎总是无法离开"道德风险"问题。一些美国学者强调保险保障基金制度造成的对市场约束力的侵蚀，以至于反对建立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他们怕保险公司步了储蓄贷款协会的后尘。本文认为产生公司股东冒险经营冲动的根源在于公司“有限责任”的组织形式，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会削弱来自债权人的市场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体现在：①购买保险产品时对公司的选择或价格折扣要求②购买之后随时监督，必要时行使各种选择权），使冒险冲动进一步膨胀。认为是保障基金制度引发了股东的"道德风险"是不妥当的。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减弱投保人对保险保障基金的过分依赖，同时嵌入一种抵销股东"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如：基金收取风险保费或加入保障基金时的风险许可制度），应该说"道德风险"问题并不是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不可逾越的障碍。 此外，大多数学者在讨论保险保障基金制度"道德风险"时，都是将存在保障基金制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