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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气环境中的多环芳烃(polycyclicaromatichydrocarbons，PAHs)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PAHs排放主要来自于民用煤与生物质的燃烧，研究我国民用燃烧源的PAHs排放具有重要的环境和健康意义。根据我国民用燃烧源所涉及的燃料类型、燃烧方式和炉灶类型，利用大型全流稀释采样系统采集了不同燃烧条件下的民用燃烧源样品，初步分析获得了我国民用燃烧源PAHs的排放因子(EFPAHs)实测数据，分析了不同情形下的民用燃烧源的PAHs（包括优控PAHs和甲基PAHs）排放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结合国内民用燃料使用的基础数据，计算了民用燃烧源的PAHs排放量，为我国民用燃烧源PAHs的控制减排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1)烟煤的16种优控PAHs排放因子(EFPAHs)在块煤燃烧方式下的变化范围为1.1～3.9mg·kg-1，在蜂窝煤燃烧方式下的变化范围为2.5～21.1mg·kg-1，无烟煤的EFPAHs在块煤与蜂窝煤燃烧方式下分别为0.2mg·kg-1与0.6mg·kg-1;而不同煤种和燃烧方式的8种A-PAHs排放因子(EFA-PAHs)差别显著。其中，烟煤在块煤与蜂窝煤两种燃烧方式下的变化范围分别为0.5～1.6mg·kg-1和63.9～100.1mg·kg-1，无烟煤以块煤与蜂窝煤燃烧的EFA-PAHs分别为0.1mg·kg-1和67.3mg·kg-1。 2)在民用燃煤EFPAHs的各种影响因素中，煤的地质成熟度起主导作用，不同成熟度煤种的EFPAHs差异幅度高达1～2个数量级;其次是燃烧形态（块煤/蜂窝煤），主要表现为同一种地质成熟度的煤在蜂窝煤燃烧方式下排放的优控PAHs比块煤高2～6倍，而蜂窝煤的平均EFA-PAHs比块煤高约2个数量级，说明作为洁净煤技术被推广使用的蜂窝煤燃烧方式存在“不洁净”的方面，应引起重视;炉灶类型的影响最小。 3)新型压块和散烧燃烧方式下，生物质燃烧源的EFPAHs范围分别为0.3-3.6mg·kg-1和2.5-49.9mg·kg-1，EFA-PAHs范围分别为0.1-0.5mg·kg-1和0.9-3.2mg·kg-1，生物质燃料的甲基PAHs排放远低于优控PAHs。 4)在民用生物质源的EFPAHs的各种影响因素中，生物质的燃料类型起主导作用，差异幅度高达1-2数量级，对比新型压块燃料的EFPAHs，玉米秸＞稻壳＞花生壳，对比散烧生物质燃料的EFPAHs，玉米杆＞棉杆＞麦秆＞稻杆＞玉米芯＞豆秆＞松木块;其次是燃烧方式，散烧燃烧方式下的EFPAHs比新型压块燃料高出7-30倍;炉灶类型的影响最小。 5)生物质源燃烧排放的各类PAHs中，中等分子量的PAHs所占比例最大，在PAHs同分异构体中，BbF/(BbF+BkF)特征指数较高，普遍在0.6-0.9范围内，Ant/(Ant+Phe)特征指数较低，普遍在0.1-0.3范围内。 6)从民用燃煤源的PAHs排放角度来看，在我国民用煤的消费结构中应尽量提高无烟煤的使用比例，在以烟煤作为主要能源的地区，应最大程度的减少气煤、肥煤与焦煤的使用，提倡使用贫瘦煤。同时我们应合理选择燃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依据煤种的不同，选择合适的高效煤炉。如榆林气煤，建议选择使用高效旋风炉，而中阳肥煤，应选择使用高效盛昌炉。 7)从民用生物质源的PAHs排放角度来看，在我国生物质的消费结构中应尽可能推广使用新型压块燃料，减少玉米杆，棉杆，麦秆等PAHs排放量大的生物质燃料燃烧，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高效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