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之后频繁的国际国内贸易往来催生了商标迅猛发展势头。2013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有效注册商标、地理标志、马德里商标注册、驰名商标等指标数量均有较大涨幅,然而商标发展质量却未跟进,这严重影响商标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的今天,无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欠发达的中国,商标健康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直接干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商标监管实行行政与司法并行的“双轨制”,其中独具中国特色的商标行政监管区别于国外单一的司法监管,受到广泛关注与期待。问题倒逼,政府有所作为。2014年,“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被明确提出,5月1日正式实施新《商标法》,济南市人民政府2014年工作报告中也首次提出了“深入实施商标战略”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管理”的部署要求。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商标行政监管如何有效地解决商标“质”与“量”上发展不平衡以促进商标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服务经济发展,亟待破题。商标监管是商标监管政策的执行过程,当前,我国商标监管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商标能否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政策执行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法、案例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比国内外对中国商标监管现状的研究成果,结合济南市商标监管模式从建国前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历程,剖析基层商标监管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并归纳总结为六种政策执行偏离表现,即象征式、附加式、残缺式、替代式、观望式和照搬式的政策执行。本文试图从商标监管政策执行主体、客体、机制、环境等方面寻求出现偏离的深层次原因,并在当下工商部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即通过开展政策执行力教育、注重基层商标监管主体利益实现、重塑基层商标监管主体素质、发挥基层商标监管主体非理性因素、加大系统性宣传、及时公布商标监管政策执行内容和执行程序、分类对待企业突出利益诉求表达对症下药、打破“自上而下”机械地职能发挥僵局,创新监管方式弥补基层商标监管机构设置不足、借鉴经验积极寻求财政支持、争取基层商标监管执法合力、优化舆论氛围、大力发展城乡经济、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等方面着手改进。通过探索,给予基层工商部门在新形势下面临新问题时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促进履职到位,从而更好地发挥商标监管职能,促进商标更好地服务于一方经济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基层商标监管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全面剖析,然后按照政策执行理论的要点探究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丰富了国内商标监管实证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