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据1998年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4-1968)》“中国卷”(FRUS：1964-1968)，以“富布赖特听证会”为切入点，创新使用罗杰·希尔斯曼的“同心圆”外交决策分析模型，从约翰逊对华决策圈的“内核”、“中层”、“外环”三个层次，深入剖析约翰逊执政后期边酝酿、边尝试实施对华“遏制而不孤立”政策这一缓慢而又复杂的决策过程。 “遏制而不孤立”实际上是一项并未明确定型、但却在约翰逊执政后期对华关系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的政策。它摆脱了以往美国对华“遏制并孤立”政策的束缚，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现实需求，客观上缓和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为尼克松秘密“解冻”中美关系作了必要的铺垫。但是，政策本身是综合协调美国国家各个层面利益的产物，因而具有不可避免、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具有鲜明的“双重性”、“模糊性”，缺乏“稳定性”。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约翰逊行政当局很难在改变对华关系上一蹴而就，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 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此后历届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中一直延续下来，并始终成为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因此，本文重新审视约翰逊执政后期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深入挖掘结构性矛盾的源头，对理解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演变过程和认清中美关系曲折多变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