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化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普遍存在于翻译过程中，是译者有意识使用的一种翻译手段。本文在此主要研究译者如何实现显化；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显化处理方式是否相同，尤其在进行语用显化时，译者如何对文化信息进行处理；译者使用某种显化策略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显化策略对译文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本文以Klaudy对显化的分类为标准，对《浮生六记》的三个译本（林语堂的译本，Shirley M. Black的译本，Learnard Pratt&Chiang Su-hui的译本）中的显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发现三个译本在显化方面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林语堂既注重对内容的显化又注重对语言形式的显化，其在显化时直译、意译兼而用之，有时用目标语中的意象代替原语中的意象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及流畅性。Shirley M. Black在翻译时既使用显化又使用了隐化，他对故事中两夫妇之间的感情生活给予显化，而对山水歌赋之类的描写进行省略。他在进行语用显化时倾向于采用释义、改述的方式，并且尽量淡化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表述。Learnard Pratt&Chiang Su-hui更注重内容上的忠实，在进行语用显化时，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作为解读背景使原文语义得以显化。他们在译文中通常选择直译加注的方式对具有文化特色的词、现象或风俗描写进行显化，所以大量的注释成为其译本的显著特点。本文认为三个译本在显化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是由不同译者各自的翻译目的所致。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翻译目的决定了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策略的使用。林语堂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所以在翻译中对原文的内容和语言的美学效果都给予显化。Shirley M. Black聚焦于作者夫妇的感情生活，所以译者在夫妇感情方面进行显化，在写景抒情方面进行省略。Leonard Pratt&Chiang Su-hui更重视原文内容的忠实呈现，他们把中国文化作为背景知识给予介绍，目的是使目标读者正确把握和理解原文信息，所以大量的注释成为他们译本的一个特色。由此可见，不同的显化策略是为不同的翻译目的服务的，三个译本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社会背景和读者期待，选择了不同的显化策略，取得不同的翻译效果，实现了各自的跨文化交际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