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发生论,关涉创作主体在特殊社会语境中的心理状态和意识倾向。要弄清十七年民族作家创作何以发生,同样需要对十七年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追求进行系统深入探研,而不能仅仅从表象上来做罗列举要式的散点分析。建国后的十七年,是中国社会的激变与转型期,在国家方针和民族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历着由“民间主流”向“作家主流”的快速蜕变。而多元背景和构成复杂的民族作家群是这一蜕变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其不仅是建国初期民族文化生态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启动和首次繁荣崛起。十七年特殊的历史发展因素,促成了十七年特殊的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作为致使创作主体,民族作家普遍负载强烈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普遍拥持浓厚的英雄情结与乌托邦精神,但是十七年民族作家并非完全倾心于颂扬与配合,对于社会现实,他们的心理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文学家一样,也潜在着忧虑,并尝试批判,一些被排斥在胜利与喜悦之外的民族作家更沉浸于边缘性沉思,而更多的则是在身份意识强化的同时开始发现自我。这种身份意识的强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表现在民族意识从封闭自在、自然流露到初步唤醒;国族意识从多元到一体的强烈展示;乡土意识从突破地域到关照乡土;人的意识从狂欢、觉醒到多民族的混声合唱;等等。创作心态的时代复杂性,塑定着十七年民族作家创作的艺术倾向与文学追求。其时代特色首先是超越民间。这是一个走向当代的民族文学发展步伐。表现在:十七年民族作家文学杂带“民间印痕”,兼具“中介”形态,其共鸣结构或曰传播方式则逐步跨越“艺人图式”,当然这种“跨越”也是民族文学超越自我的涅槃过程,并非一切都欢畅顺利,因为它包含着对于自我民族传统的文化丢弃与精神拒斥。其次是“同构”汉文学。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上,更多地倾向于对汉文学的“同构”与,其模仿与跟进的文学倾向十分明显。其三是多维文化的艺术追求,即多样化的文学尝试。十七年民族作家文学作品并未因政治语境的压力而抹杀自己的艺术天性,其对于社会生活多样化的理解与选择,对于形式多样化的探索与尝试,对于多元文化的驾御与跨文化写作,等等各方面,都展示着十七年民族作家文学对于当代民族文学史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史的不容置疑的贡献。因此,应该给予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