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土归流这一推动中华法系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民族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侗族地区司法管辖的结构经历了由“流官——土司——款组织”到“流官——款首——款民”的变迁。由于土司的革除,清政府处理侗族地区血族复仇与武装械斗的方式,也由镇压转向教化。而随着款首对于儒家法文化的理解逐渐深刻,以及认知到款约与国家法在维持基层稳定方面为配合关系,使得其与流官合意下,将刑事和解机制运用到刑事案件的处理当中。具体做法是对初犯刑事者根据轻型化的款约以罚款方式处理,对于再犯者送官处理,屡次犯罪被查明者采取死刑。同时,随着文教的兴起,侗族结合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逐渐引入中原民间的汉字契约制度与中人制度,款组织内部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民间自行解决民事纠纷外,诉讼官府开始成为解决侗族基层跨行政区划纠纷、涉及风俗纠纷、农与商的纠纷、款首与款民等复杂民事纠纷的重要路径。总的来说,在改土归流境域下,侗族行为规范逐渐受国家法规制,侗族基层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内地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