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从封建王朝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型与变革。民国云南地方志是多维度、全方位地探究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中国方志话语体系从世界与中国两个维度面临着重塑与重构。民国云南地方志编纂者群体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时代相结合出发,在国家观念、国民塑造、领土与主权、历史文化认同方面积极探索了“方志中国”话语体系在近代主权国家建构中的表现及贡献。鉴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本文的研究有明线与暗线两条线索贯穿始终。明线回答民国云南方志编纂者群体怎样认识多民族国家建构,如何回应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与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交锋,民国云南方志如何构筑“方志中国”话语体系。暗线探讨多民族国家建构与“方志中国”话语体系的互动,总结民国时期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云南方案”。经过研究探讨,提出如下见解:首先,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编纂成果丰硕、特色突出。成果方面,一是民国云南地方志理论在体例、内容、范围上有创新。二是成立专门修志机构开展修志活动。三是修志成果类型多样。特色方面,一是编纂主体多样化。二是体例上反映了编纂者试图建构近代主权国家话语体系的努力。三是内容上反映了学术界兴起的“新史学”观念与强烈的爱国主义之情。四是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直接导致地方志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其次,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所体现的国家观念为近代主权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尊君”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经典表达,清末云南地方志中出现国籍、国旗等近代主权国家元素,使得国家观念具有“新旧杂糅”特点,并在民国云南乡土志中得以继续。由于编纂群体与修志观念的变化,使民国云南地方志国家观念发生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方面,世界眼光下的民族国家观,即以欧美列邦与日本为标尺改造中国,避免天演淘汰。另一方面,中国化的民族国家观,即从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中寻找近代民族国家的结合点。第三,从民族—国家—国民“三位一体”的角度,民国云南地方志从民族整合、文教治理、化民成俗三个层面对国民塑造进行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民族整合方面,采取打破地域观念、消除文化差异的举措,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教治理方面,通过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推行教化治理、化除民族界限为主要内容的边地教育培育、加强和巩固边地土著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化民成俗方面,将民族观念、国家意识融入国家纪念与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促进国民塑造的进程。第四,民国云南地方志从疆域观、藩属体制与土司制度、界务交涉与维护主权三个方面勾勒了中国近代西南疆域形成轨迹,为近代主权国家建构提供领土与主权的理论阐述与生动实践。政治与学术互动构成了民国云南地方志疆域观形成的背景,内容包括疆域的延续与断裂、尺土必争与慎固封守、疆域形成与民族地理分布共存共生。民国云南地方志编纂者对藩属体制与土司制度的不稳定有清醒的认识,伴随民众领土主权意识勃兴,从理论、实践、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三个层面探讨开发边疆与巩固国防,为近代主权国家建构奠定疆域基础。第五,历史文化认同是民国云南方志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石,为近代主权国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基础。民国云南地方志从族源传说、云南报功祠的文化隐喻、民国云南祠庙兴修三个方面建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历史书写方面,从关羽崇拜、杜文秀起义、护国运动及其纪念、《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编纂切入,分析历史书写中关于民族融合、国家建构、大一统思想的探索。在近代主权国家建构的语境下,用民国云南地方志人物传记历史书写激扬爱乡爱国之情。在使历史人物具备鲜明的“国家印记”基础上,力图突破传统地域观念的桎梏,从中国与世界两个维度建构新的人地关系,从而使民国云南地方志中的历史人物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桥梁和纽带。“方志中国”话语体系是处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探索成果,并在民国时期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积累了宝贵的“云南方案”。其一,民国云南地方志构筑了生活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故土和心灵家园。在乡言乡,坚定秉持云南即中国,爱国必自爱乡始。其二,民国云南地方志发挥了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培根铸魂作用。通过“方志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构筑起了一道中国近代西南边疆开发与国防巩固的“文化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