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其作品的自我反思、阐释和评价,同时具有相对独立的文艺学意义,从而构成理解莫言、理解当代文艺学的一个入口。莫言是从齐鲁民间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童年生活,饱受饥饿和孤独之苦,也深受齐鲁乡村苦难文化的滋养。苦难压迫人,也塑造人和成就人,这些苦难在潜移默化中钻入莫言的作品,变幻成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走进读者视野。长大成人以后,支持莫言写作的就是一个朴素的愿望——“作为农民写作”,这源于他对生育他的血地无限的热爱和难以言喻的痛恨,对乡村人民困苦生活的巨大悲悯。乡村生活、民间资源既是莫言取用不尽的写作资源,也是他思想感情的依托。在这个基础上,莫言吸收魔幻现实主义等写法同时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创出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写作视角,也正是这点使莫言获得瑞典文学院的青睐,成为中国首位本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文艺思想主要在四个方面显出特色：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极为鲜明地主张文学与政治的分野,又极为深刻地指出,文学永远离不开政治。莫言的文学作品,关联着近代中国以来所有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他向所有这些历史和政治事件给出文学上的理解和解释；在文学作为入学的意义上,莫言关注现实中的人,关注中国百年变迁对人的命运的拨弄。从此出发,他把笔触深入人性深处,在好人或坏人、有罪或无罪的名目之下,抉发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内涵。莫言在写作中“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些表述背后,是莫言对人或人性的执著探索；在语言观上,莫言扎根于故乡的语言土壤,以贴近乡土、贴近历史的写作,激活汉语言的表现力,焕发汉语言的鲜活与敏感。他的语言变化多端,摇曳多姿,蔚为大观,构成区分其写作风格的天然尺度；在审美观上,莫言对丑的范畴给予最大的重视,他不是一般的“化丑为美”,而是把丑本身当作具有主体性的对象,当作具有巨大表现力的题材,抽丝剥茧般地剥露丑人的人性,赋予丑以真正的尊严。莫言的文学是审丑的文学,通过他的劳作,美丑的区分被相对化,并显示出其浅薄和狭隘,越出美丑区分的真正有力量的美于是在这个劳作中崭露出它真正的尚不为人知的容颜。莫言的文艺思想构成他文艺思维运转的轴心,以上四个方面是其牟牟大者。在文艺思想的影响方面,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事件,它给出了莫言文学及其文艺思想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定位,一方面唤起我们对中国文艺思想变迁的记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透视、理解当代中国文艺思想提供了有益和有意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