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品-服务互补性、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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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持续增长中伴随着剧烈的结构变迁过程。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过程通常被概况为“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前者描述了总量经济的变化规律,后者则描述了伴随经济增长的结构变迁过程。由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均不同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因此,基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事实提出的平衡增长理论和结构变迁理论均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事实和结构变迁过程。本文旨在从产品替代弹性异质性视角,探讨工业品-服务互补性对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弥合现有理论与发展事实之间的不一致性。工业品-服务互补性指工业品与服务的替代弹性小于其与农产品的替代弹性。换言之,相对于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工业品与服务之间表现为互补性。本文首先利用历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从增加值视角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变迁和总量经济增长事实。中国的发展事实既有与经典的“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相似的一面,也有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不同之处,同时还存在服务关于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与它们的相对价格同向变化的反常新现象。因此,基于发达经济体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结构变迁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和总量经济增长事实。其次,本文在描述中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变迁和总量经济增长事实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只包含消费结构变迁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工业品-服务互补性假设与相对价格变化驱动结构变迁和服务相对需求反常上升的作用机理,以及结构变迁与总量平衡增长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工业品-服务互补性假设与工业品相对价格变化共同构成了一种新机制,该新机制的经济直觉是,在工业品关于农产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同幅度下降以及三种产品间的替代弹性满足工业品-服务互补性假设的情况下,消费者用工业品替代农产品的幅度将大于其用工业品替代服务的幅度,从而导致服务关于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即使控制它们的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仍然会不断上升,进而驱动生产要素跨部门流动。本文将该传导机制定义为“工业品-服务互补效应”。该新机制可以在位似效用函数基础上解释中国三次产业的消费需求和总需求层面的服务相对反常上升现象,同时还拓宽了相对价格变化驱动结构变迁的路径,从而放松了结构变迁与总量平衡增长共存的必要条件。再次,本文将基准模型拓展为包括消费结构变迁与投资结构变迁的统一模型,继续探讨新机制对投资结构变迁与总量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即使在统一模型条件下,工业品-服务互补性与工业品相对价格变化依然可以解释投资需求层面的服务相对需求反常上升现象和投资内部的结构变迁过程。此外,在计价物加总方法下,总量平衡增长与结构变迁可以并存的结论依然成立;但在指数加总方法下,结构变迁将导致总量非平衡增长,且消费结构变迁是影响总量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工业品-服务互补效应”新机制可以缓解结构变迁对总量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尤其是“鲍莫尔成本病”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本文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产业的相关数据检验了理论分析部分的相关结论。数值模拟检验发现,中国三次产业产出之间的替代弹性关系确实符合工业品-服务互补性假设,在工业品价格下降最快的情况下,“工业品-服务互补效应”在解释普遍存在于中国三次产业的消费、投资和生产层面的服务相对需求反常上升现象,以及结构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结构性减速事实,“工业品-服务互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结构变迁对中国总量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相对于现有的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而言,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从产品替代弹性异质性新视角探讨了工业品-服务互补性驱动结构变迁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工业品-服务互补效应”新机制,拓宽了相对价格变化驱动结构变迁的作用渠道,从而弥补了现有作用机理无法完全解释中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变迁规律的不足,深化了结构变迁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第二,在多部门经济增长框架内重新考察了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厘清了消费结构变迁对总量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并发现本文提出的新机制可以缓解消费结构变迁对总量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第三,本文发现并从新视角解释了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背后的服务相对需求反常上升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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